不过与他初交那些年，每有异见，我还是于心耿耿。

一九八五年大都会艺术馆请来卡拉瓦乔特展，我神魂颠倒。

第二回去，拉着木心，结果简直愤怒：从意大利运来的三十多件大画呀，他信步看看就出馆了，我好不扫兴，追过去问究竟。

“不行，造型到底不行。”

他正色说，“哪能和拉斐尔、达·芬奇比。”

我愈加愤怒了：话不是这么说法。

为什么要和拉斐尔比？我说他画的天使多好啊，可是木心带着那样一种表情——为我着急，而且知道我不会听他——决然说道：“他画的是丑，把圣徒画成农夫，再画得好，还是丑！”

我说怎样叫作美，他应声道：“拉斐尔叫作美，美到形上！

后来的写实就不懂形上了。”

说起“形而上”

，他不说“而”

字，大概是民国的一种说法吧。

其时我已学会不和他争。

他说，凡事到了要争起来，就没意思了。

我同意。

我也同意“后来的写实不懂形上”

。

但我有点惊讶他的诚心。

好一阵子，木心认真地担忧我的趣味，逮着机会点醒我，至少，要我知道他的意思。

《文学回忆录》中谈到王原祁、谈到委拉斯开兹那几段，都是针对我的。

“委拉斯开兹做了一桩事体！”

一九八九年他去大都会艺术馆看了委拉斯开兹大展，意味深长来这么一句。

我熟悉他的话语快感，应声道：“讲得好！

‘做了一桩事体’，但不是‘艺术’？”

老头子开心了：“是呀是呀！

你先看放映间播放他的肖像局部，不得了哎！

简直神圣！

跑进去看原画，好是好的，终归可惜了：这么高的才能——做了一桩事体。”

后来他惦记用影像放大他的小画，我猜是起于那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