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想说，隔绝与想象乃是一种幸福：“文革”

甫歇，二战后的若干现代艺术画册陆续流入中国大陆，这个上海人证实了他早就知道的事：一切都迟到了。

他顶顶在乎的“世界性”

早已变脸，他能做的，便是嘲讽自己错过的岁月：

我一看——喔哟！

吃醋死脱！

“死脱”

，即沪语“死了”

。

我们刚开始来往的一九八三年，有一次谈及米罗、谈及保罗·克利，木心这样说道，随即喘不过气地大笑：“都给他们画过了啦。”

说来荒诞：我，一个当时的青年，正在徒劳仿效库尔贝（十九世纪中叶），木心，一个老头，说他吃米罗（二十世纪上半）的醋。

事情仍与库尔贝和米罗无关，而是我们在西洋画的中国版本中，早就错位——走进曼哈顿现代美术馆、古根海姆美术馆、苏荷的画廊，问题何止吃醋。

木心，穿着他那件刚在上海时髦，却在纽约过时的蘑菇色风衣，眼看后现代艺术种种花样，静静地站着——有点像个佩刀剑的人当场发现对方握着手枪——出来后，路边点烟，他平静地说：“过时了。

米罗、克利、马蒂斯、毕加索……都过时啦！”

当然。

都过时了：林风眠、陈士文、战后嘉年华、李梦熊，还有他自己。

目击纽约满目皆是的后现代艺术，木心的评语既狡黠，又诚恳，忽而拉了孔夫子那句话：“思无邪。”

我从未明白这句话，但我明白，他是在上海记忆和庞大的纽约之间，为至少两代人的失落，寻找平衡。

这平衡，先得借助语言，只能借助语言。

那批抽象石版画的专注性，活像孩子学会新游戏（我猜，艺专时期孙牧心玩弄塞尚的“味道”

时，同样兴奋），但他知道，那只是少壮的妄想，老来偿还了。

一九九三年获得绿卡，他不必再上学，便扔开玩具，再没碰过“纯抽象”

。

他也不再写被他称为“粉墨登场”

的意识流散文，虽然那批散文远远超过他早年的写作。

现在，自由和讯息不再稀缺，渐渐地，这个上海人蜕变为纽约人。

但他隐然存了新的心事，同时，斜靠着，维系旧的姿态：清醒，骄傲，沉默，和上海时期一样，做局外人。

为什么呢？

“在巴黎，我的写作更捷克”

，木心喜欢昆德拉这句话，那是他热衷的修辞。

但局外人的真实语境，至少，以我目击的木心，可能与流亡巴黎三十年的波兰人盖德洛维奇更相似——不是指他俩的事业，而是，身处西方而如何安顿自己——当这位波兰人被问到西方是否对他发生影响，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没有。”

问他是否试图影响西方，他说：“那毫无意义。”

法国知识界没人注意他（日后他被认为是卓越的“冷战自由主义者”

，对扭转波兰局势，影响至巨），同样，纽约也不知道她的居民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世界主义作家（直到这两年木心的纪录片在纽约、波士顿、加州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