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文学史讲席进入第四个年头，话题渐入所谓现代文学。

其时众人与老师混得忒熟了，不知怎样一来，旧话重提，我们又要他谈谈自己的写作、自己的文章。

三月间，木心终于同意了，拟定前半堂课仍讲现代文学，后半堂课，则由大家任选一篇他的作品，听他夫子自道。

查阅笔记，头一回讲述是三月七日，末一回是九月十一日，共九讲。

之后，木心继续全时谈论现代文学，直到一九九四年元月的最后一课。

二〇一二年，我将五本听课笔记录入电脑，一路抄到这部分，不禁自笑了，历历想起容光焕发的木心。

我与他厮混久，这得意的神采再熟悉不过，但在讲席上，他的话语变得略略正式，又如师傅教拳经，蛮乐意讲，又不多讲，听来苍老而平然。

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对着人众，豁出去，滔滔不绝，但以木心的做派，话头进入所谓“私房话”

，他总会找个潇洒而带玄机的说法，用关照的语气，交代下来：

我讲自己的书，不是骄傲，不是谦虚。

我们两三知己，可以这样讲讲。

麻烦来了——唉，木心扔给我多少麻烦啊——《文学回忆录》数十万言，可以说都是他的“私房话”

，这九堂课，更是私房话里的私房话。

现在临到出版，这部分文字也发布，是否合适？

“私房话”

一语，固然是木心调皮，可作修辞解，但他有他的理由，且含义多端，此处仅表其一。

通常的文学史著述者未必是作家，而木心是，所以他的话，先已说到：

在学堂、学府，能不能这样做？

我们才不管那些，巴不得木心毫无顾忌，放开说。

麻烦是在下一句：

要看怎么做。

他怎么做呢，诸位在本书中将会看到。

可是三年前拟定出版《文学回忆录》之际，“要看怎么做”

便成了我的事情——木心生前不同意我的五本笔记对外公开。

他去世后，“私房话”

语境终告消失，新的，令我茫然失措的状况出现了：他的大量遗稿，理论上，都是有待面世的文本，那是他的读者殷切期待的事——哪怕不过数十人、数百人——出版《文学回忆录》，我能做主，可是夫子自道的这部分，委实令我难煞。

难在哪里呢？

传出去，木心讲自己的书，老王卖瓜，自赏自夸。

所以要讲清楚——传出去，也要传清楚。

是的，他自己当场“讲清楚”

了，二十多年后，我该怎么“传”

法？怎样地才算“传清楚”

？

二〇〇六年初，木心作品的简体版面世了，零零星星的美誉、好意、热心语，夹着各种酸话、冷话、风凉话，陆陆续续传过来。

我久在泥沼，受之无妨，但那几年老人尚在世，他开罪了谁吗？二〇一一年冬，木心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