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百日维新转瞬即逝，&ldo;戊戌六君子&rdo;血洒菜市口，康梁流亡海外，陈氏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

湖南新政化为乌有，深受郭嵩焘影响的陈氏父子对康有为他们急躁冒进，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不无异议。

陈氏父子也并不认同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思想，他们认为，不能以&ldo;宗教家心力的超度&rdo;来代替&ldo;政治家现实的变革&rdo;，在内心深处不赞同激进变革的思路。

和康有为等人相比，他们的步子更务实、更稳健一些，然而覆巢之下无完卵。

他们感叹的并不是一己的荣辱进退，耿耿于心的是渐进稳健的改革，终究因康有为代表的激进冒进路线而同时夭折，他们对康梁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

黄遵宪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说过：&ldo;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

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lso;求快&rso;两个字的失败。

&rdo;&ldo;如有一般有学问、有办法、有经验、有涵养的老辈出来主持，一定可得相反效果的。

&rdo;他的话只说对了一半，问题在于一般老辈是不肯出来主持的，陈宝箴只是个异数，可惜偏居湖南一隅，扭转不了大局。

1900年，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试图发起勤王运动，电报密码&ldo;人名&rdo;类中有&ldo;333三立&rdo;的字样，这个&ldo;三立&rdo;不知是否就是陈三立。

据说陈三立与组织自立会、计划在长江起事的唐才常也有联系。

这一年正好是他父亲陈宝箴猝然去世的年头。

物换星移，当1914年夏天，陈三立与康有为在上海重逢时，清王朝已崩溃，回首往事，当年所有的分歧都已不再重要，在阅尽沧桑之后，把酒换盏，他们毕竟同为戊戌维新党人，都是&ldo;先帝旧臣&rdo;，新生的民国对他们而言是那么陌生和格格不入。

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上海辛园、杭州丁家山都留下了他们叙旧的声音，徜徉湖山园林之间的身影。

陈三立有诗《过康更生辛园寓所庐》，&ldo;重逢历十九年余&rdo;、&ldo;为世杀身宁有补&rdo;是其中的句子。

几年后（1917年）康有为60寿辰他送去贺联，康有为70岁时他又写下寿诗。

不过，从刘成禺笔记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

袁世凯称帝时，日本企图拥宣统复辟，在青岛的皇室旧人（包括康有为在内）一致赞同，而上海以遗老自居的陈三立等人多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ldo;置宣统于积薪上也&rdo;。

张勋复辟，陈三立等也认为&ldo;此事宜大大谨慎，否则皇室待遇，必出奇变。

段祺瑞自命开国元勋，北洋兵权尚有把握，安保无事&rdo;，所以对整个复辟&ldo;未多参与机密&rdo;。

自戊戌政变之后，直到1922年冬天梁启超到东南大学讲学，陈三立才和他在南京重逢。

陈在&ldo;散原精舍&rdo;设下酒宴，特别&ldo;开五十年陈酒&rdo;，盛情款待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