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闲的午后，蒲郁拨通报馆公开的电话，装作仰慕笔者的进步学生，轻而易举拿到了施如令的收信地址。

“施高塔路十一号。”

蒲郁怔然不语，电话那边“喂”

了几声，断线。

施高塔路十一号是内山书店，由日本侨民内山夫妇创办，因治外法权得以出售政府查禁的“进步书籍”

，鲁迅及许多左-翼作家常常光顾。

自然，是情报站重点监控的地方之一。

蒲郁还是去了，离书店还有一段距离就让车夫落了脚。

该怎么去见阿令？她想了好几种办法，最终决定堂堂正正地出现。

“你好，请问施如令在这儿吗？”

书店前堂不大，两壁全是书，几乎要碰到天花板，澄黄的灯盏将屋子照得暖烘烘的。

也不知眼前的是店员还是客人，蒲郁被他打量片刻，听他朝里屋唤道：“许先生！”

出来的是位女士，三十余岁，看上去是很柔和的。

她向对年轻的学生那样问：“来找施女士吗？”

蒲郁客气道：“我是阿令的表妹，想来看看她。”

“哦，这样啊。

我帮你问问她现在在哪儿，你稍等一下。”

这一等就是大半辰光，蒲郁百无聊赖翻看摆在书店显眼处的日文书籍。

经书一样，她只认得平假名（特训班时陈芸央着她强迫学的）。

于是丢了书，留话说在斜对面咖啡店等。

等来的不止施如令一个，还有《申报》的路记者。

他一说名字蒲郁便想起来了，最初写文章贬斥二哥的那位。

嚯，魑魅魍魉粉墨登场。

蒲郁心想。

“来两杯咖啡。”

蒲郁唤服务员，又问对坐的两位，“你们还吃点什么？”

“不用了。”

施如令淡淡地。

她眉眼没太变，长发梳在背后。

着一条豆绿小斜格纹长旗袍，外搭略深些的苔藓绿毛线开衫，整个春日复苏似的。

知识给了她新的力量。

蒲郁呷了口咖啡，起稿一篇艰深的学术论文般出声道：“我以为你不在上海。”

“我也以为你不在上海——”

施如令迅速接腔，又顿了顿，“你怎么晓得联系我？”

这话是问怎么想起来联系她了，还是问怎么知道哪儿可以联系她的？

蒲郁答后者，“凑巧看到你登报的文章，问了报馆。”

“哦。”

蒲郁瞥了路记者一眼，看回施如令，“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