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末，马尔科尼公司与几家电缆公司合并，相信只有这种相互的合作，才能为无线电事业争得必要的资金，以保证这种主要的世界性通讯手段的问世。

随着经济不景气的加剧，无线电的崛起使电缆工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

电缆公司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独揽统治大权，对无线电研究以及新系统的安装所用的经费加以急剧的削减。

马尔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

他的任何劝告与干预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变初衷。

我父亲、富兰克林以及其他许多技术骨干都被解雇了。

后来的十年里，长途无线电通讯事业一直无人问津。

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难之中。

仅仅几个月时间，我父亲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整天酗酒，无力资助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了。

由于我的年龄较大，而且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当然要让我辍学。

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灵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病魔的阴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时甚至使我完全哑然无语。

一个短短的暑假，我便从一个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前景渺茫的青年。

让我辍学的决定以及它对我的健康造成的后果，使我父亲感到万分内疚，他更加厉害地酗酒。

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规劝和安慰他，可总是事与愿违，以致渐渐感到束手无策，孤立无援。

我们家仅有的一些来客，就是那些被请来制止父亲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失态的护士。

好几年以后，我开始为军情五处调查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于共产主义。

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

我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和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家被资本主义变幻莫测的局势拖得支离破碎，我亲身经历了经济的萧条与不景气所带来的后果。

然而，因为他们当了间谍，我成了猎人，而他们却成了猎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答很简单。

一九三二年，我十五岁，没有什么资历，需要工作。

我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哲学。

我在《泰晤士报》的人事广告栏目里登了一则待聘启事。

第一个给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玛格丽特183;利的女人。

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斯附近的普诺克顿经营了一个被称为&ldo;阿奇纳达罗奇&rdo;的农场。

我成了她农场的工人，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

苏格兰有起伏连绵的山峦，开阔无际的天空，大自然使我从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脱，把过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这温暖而又协调的生活之中，我寻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爱好‐‐务农。

玛格丽特183;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