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迅速地把话筒放回墙里，重新接上电线，然后用石灰把洞眼封好。

为了等待石灰干燥，我们只得在这里磨上三个小时，以便在油漆剥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

我们坐下来抽烟，接收机断断续续地响着。

即便是在这茫茫寂静的午夜，东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着冷战华尔兹舞。

监视车仍在伦敦那些黑暗的街头跟踪着俄国外交官员，但这领事馆却沉寂无声。

第二天，温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楼收听&ldo;唱诗班&rdo;话筒发回的声音，音量较小，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似的，但显然还是在工作。

惟一的问题是那间房间里没有任何人讲话。

我只能听到一架打字机连续不断的咔喀声。

我们来到地下室，用显微镜检查了六十号钻头。

它上面留有一层石灰痕迹，长达八分之三英寸。

不知这个俄国维修工是谁，他干得可真够认真的！

温特博恩眯起眼睛往显微镜里看，然后说：&ldo;这是什么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个针孔里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rdo;

大约一个月以后，&ldo;松鼠&rdo;纳特金碰上一次机会，看到了那间房子，里面已经全部重新装修过了，与隔壁共用的墙上装了一层隔音板，有个秘书正在里面打字。

俄国人和我们一样明白，共用墙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窃听用场的。

可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不知道墙里有个探测话筒。

但是，看来他们大概发现了针孔，于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苏联人交锋。

这回是在加拿大。

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军情五处在他们的一次行动中给予技术上的帮助。

他们准备在渥太华俄国大使馆里安装话筒。

俄国大使馆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濒临里多河，最近在火灾中烧。

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打算在重建过程中安装窃听设备，需要最新设备，所以来跟军情五处取得联系。

我到达机场时，来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二科的科长特里183;格恩西。

跟他一起来的助手是个威尔士人，叫詹姆斯

183;贝内特。

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长的个子，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极为虚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气。

他是由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训练出来的。

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

他认为身穿警察制服的骑警人员根本不适合做反间谍的细致工作，他对此深信不疑。

于是，他开始吸收一些文职情报人员，单枪匹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现代化和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反间谍机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