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恩西凭着直感意识到这个案子十分重要，于是决定录用吉迪恩为双重间谍，而不是把他作为叛逃者来接收，这个决定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吉迪恩奉命去领导一个为俄国人服务的非法分子，这个非法分子参与加拿大的&ldo;阿芙罗箭&rdo;飞机项目。

骑警队对吉迪恩监听了一年，仿佛他是实验室的试验品一样。

苏联非法分子的工作情况在西方鲜为人知，格恩西仔细调查了俄国人使用吉迪恩的手法，指示吉迪恩收集情报的方法以及吉迪恩使用死信漏洞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骑警队监听到了吉迪恩发出的所有密码无线电通讯。

一切情况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吉迪恩突然被他的主管人召回俄国去作详细的汇报。

起初他有点犹豫不决，后来还是决定去俄国。

可他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骑警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吉迪恩活着的音讯，可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

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与加拿大之间的电讯上又出现了吉迪恩使用过的密码，这说明有一个接替吉迪恩的特工人员到达了加拿大。

这个案子以充满希望开始，以一无所获告终。

格恩西感到困惑，可他深信，在案情的整个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但却无法摸清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调查工作也进行得很少。

他的助手贝内特认为，吉迪恩已被俄国人控制，并故意让案情继续发展以便欺骗骑警队。

我在阅读档案的过程当中，渐渐看出这个案子里到处都有俄国人从一开始就进行干预的痕迹，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以后我又看到一处细节，才茅塞顿开。

尽管吉迪恩是一个非法的特工人员，但俄国人仍然要他不时地同俄国大使馆的一位合法外交官会晤。

可以肯定，这个外交官是主持非法工作的官员。

克格勃大概认为吉迪恩是一个难以驾驭而又不可的特工人员，只能面对面地跟他进行谈话，才能保证他不越轨。

所有的会晤，骑警队都进行了监视。

其中有一次，吉迪恩和他的上司大吵起来。

原来吉迪恩经常漏听从莫斯科来的广播，因而没有反应。

吉迪恩说他无法从他的无线电里收到信号，因为气候条件太差。

他的克格勃上司对这种申述完全不屑一顾，他交给吉迪恩一张详细的清单，上面记有他漏所莫斯科广播的次数、时间，很清楚他知道吉迪恩在撒谎。

这个俄国人虽然并未提到这个事实，但我很清楚，他肯定在使馆里面监听着播给吉迪恩的广播。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事实，我反复阅读了关于这次会晤的报告。

当我翻阅这份档案的薄薄纸页时，我禁不住想到，如果克格勃驻加拿大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员监听了莫斯科发来的电讯，那么克格勃驻伦敦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员也会做出同样的事。

如果通讯总部能听劝说，对苏联驻伦敦使馆全力采取措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识别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讯，甚至能暂时识别出非法工作主持官员。

只要把他的行动与电讯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全面监视之下，以便在他和他的特工人员会晤时抓住他。

我一回到伦敦，就向通讯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耐心地听着我希望加强力量的恳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