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六分钟了。

车内的人说不出一个字，我们只剩下一个方向了。

&ldo;粗暴&rdo;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后街那拥挤的、迷宫般的地方。

我们开着这辆特制的车来到拉奇米尔路，我心里满是失望，我要猛冲过去，我真想用传声筒对眼前的情形高声叫喊，请求给我们让路。

可我们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视着闪烁不停的调谐盘，希望声音增强而不是减弱。

可是，当我们穿过万兹沃斯路时，信号已经逐渐减弱。

此后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广播，&ldo;粗暴&rdo;信号再也听不到了。

塞尔重重地拍着车壁。

我摘下耳机，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阵愤恨。

我们还得在克拉普汉姆呆几个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标？

我点燃了我这天的第十三根香烟，试图从这二十分钟的情况中思索出点什么来。

我们每个方向都去过了，可每次我们一挪动位置，振荡器的信号就减弱。

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们的确发现了另一台接收机，除了我们自己那台接收机以外。

可这台接收机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东面和西面。

我慢慢地醒悟过来，意识到一个真相‐‐&ldo;粗暴&rdo;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在防空洞顶上几码之内的地方。

我们开车回到基地，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搜索，发现在我们背后的高墙后面是一片用作停车场的开阔的荒地。

&ldo;粗暴&rdo;的收听肯定是在一辆停在此地的汽车或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车里进行的。

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以后，我把振荡器的录音印成一副声纳图像。

声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电源波纹，其波纹形状不是普通的电源频率，而是类似于我们&ldo;筏夫&rdo;车的电瓶所产生的电源的频率。

这种巧合令我感到痛苦万分，无法进行思考。

在以后的六个月当中，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把所有候补人员派到克拉普汉姆去进行搜索。

我们在上百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监听。

官员们对每一条街都进行了搜查，寻找有问题的天线，仔细盘问无线电设备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在我们四处进行搜索期间，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从莫斯科传来嘲笑我们的&ldo;粗暴&rdo;信号。

除了继续用&ldo;筏夫&rdo;汽车以外，我们还通过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安排了&ldo;筏夫&rdo;飞机。

我们从英国皇家空军调来一架运输机，机内装有类似于我们车内的接收机，在固定的时间里在伦敦上空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