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决定把会谈场所移到他的住所去，让他来到莫里斯183;奥德菲尔德公寓，他总是带着一种对立的情绪，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紧张的防卫状态，并觉察到他的话被录了音。

我觉得转移到他的住所可以减轻他的紧张感，并使得我们之间能够形成某种关系。

在以后的六年中，布伦特和我大约每个月都在科道尔德学院内他的书房里全面。

布伦特的书房是一间很大的、按豪华的巴罗克风格装饰的房间，镶着由他在科道尔德学院的学生所画的金色叶子的檐边。

每一面墙上都挂着精致的绘画，其中挂在壁炉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维克托183;罗思柴尔德借给他的八十英镑买的。

（他原该把这幅画留给维克托的大女儿埃玛，但他没有这样做。

这幅画后来在估价他的遗产时价值五十万英镑，上交给了国家。

）这是个讨论背叛行为的理想场所。

每一次会见，我们都坐在同样的地方：围在壁炉边，紧在普桑的绘画下面。

有时我们喝茶，就着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饮酒，他喝马提尼酒，我喝威士忌。

我们总在那儿谈着，谈到三十年代，谈到克格勃，谈到间谍和友谊，爱情和背叛。

这一段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鲜明生动的记忆。

布伦特是我所见过的最典雅、最有魅力、最有修养的人中的一个。

他能讲五种语言，并且他的知识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种学识并不限于艺术，事实上，正如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的，他在剑桥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而他还对科学哲学保持着终身的迷恋。

在布伦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显的品格力量和难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间的矛盾。

正是这种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别的人深深地迷恋于他。

他显然是个同性恋者，但事实上据我从他那儿得知，他至少有过两个情妇，她们同他保持终身的亲密关系。

布伦特能在这一分钟是一个艺术史专家和学者，在下一分钟就成了情报部门的官僚，或者变成间谍，变成柔弱的同性恋者，变成慢条斯理的国教信徒。

但是所有这些角色都使他作为一个人而付出代价。

在我们开始会面后不久，我就发现，布伦特远没有从免于起诉中得解脱，而是继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

这并不是一种负罪的负担，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

他感到痛苦只是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特罗思柴尔德和像狄克183;怀特、盖伊

183;利德尔那样的好朋友（在盖伊的葬礼上他曾泪流满面）。

但这种痛苦只在于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于做了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

他的负担来自他的那些朋友伙伴和爱人赋予的责任的重压，他了解他们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责任保守这些秘密。

我们一开始在科道尔德学院的会见，我就能看出布伦特略见松弛。

但是，他保持着机警，因为他知道有关特殊装置的一切，我马上就注意到了电话机被谨慎地移到了厅的最深处。

我们在那儿会面的第一个下午，当他走出去端茶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ldo;把茶壶的保暖罩取来盖在电话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