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

餐馆的服务很周到，饭菜也做得很不错。

马塞尔是一个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几瓶最好的红葡萄酒，给我讲了一大串有关法国情报工作冒险行为的尖刻的轶事。

我们讨论了&ldo;维诺纳&rdo;，他一直入了迷似的听着我讲述我们的成功规模。

&ldo;他们最近也使我们有一些成功，&rdo;他告诉我。

他向我叙述了他们如何在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内的密码室里发现了一个用保险丝盒改装的发报机。

&ldo;那玩艺儿不是西方产品的技术规格，其范围正好是在对面的俄国军事武官的房子以内。

&rdo;他说着便以典型的法国人作风，大嚼着他盘子里的牡蛎。

我警觉起来。

自从法国的技术小组开始用金属板和铜管把法国驻伦敦大使馆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内的密码室进行了屏蔽之后，针对这两个地方的&ldo;栅栏&rdo;便在最近停止了。

显然，俄国人也意识到可以从屏蔽状况不佳的机器里接收射线。

但是，我想，至少法国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查利特显然对整个事情都感兴趣。

他愿意把那个保险丝盒提供给莱肯菲尔德大楼，好让他们进行检查。

他仍然微笑着，冷不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ldo;你呢，亲爱的彼得，你在射线方面有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rdo;

我听了他的提问，当即被红葡萄酒给呛住了。

&ldo;没碰上什么好运气。

&rdo;我回答说。

马塞尔为我斟满了酒，显然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相信。

我们像真正的内行一样，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面，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尽管法国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处三科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ldo;五人集团&rdo;。

我请求霍利斯把d处的八个审讯员调到三科来，以便我们用他们来同每一个已知的，同菲尔比、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认识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会谈。

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须亲自主持每一个被认为是敏感的会谈，这自然是指一位勋爵，一个爵士，一个政治家，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或一个间谍嫌疑犯。

我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个人。

像克里斯托弗183;梅休以及当时的国防大臣丹尼斯

183;希利等工党政治家拒绝同我见面，他们不愿意讨论对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回忆。

但其他的人，如历史学家艾赛亚

183;柏林和作家阿瑟

183;马歇尔都非常愿意帮助我。

他们定期同我见面，谈论他们在牛津和剑桥的同学。

柏林坚持要我们在改革俱乐部见面，他认为在伯吉斯当年最为走红的地方谈论伯吉斯是最合适不过了。

他对伯吉斯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已经改变了观点的人。

他还就我如何展开调查向我提出了一个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