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纳说这话时只带着一种悲伤，而没有任何怨恨。

他冒着一切危险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后，却因此而受到指控。

这深深地伤害了他。

他轻轻擦去眼中的泪水。

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卑鄙的人，就像一个在深更半夜里把坏消息告诉给家长的警察。

扎纳使自己镇静下来后，又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当然，他理解我为什么来见他。

他叙述了他在军情六处的简单历史。

他苦苦地思索着想寻找线索，想弄清沃尔科夫说的间谍是谁。

我们说了好几个小时，直到&ldo;全灵大楼&rdo;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边。

&ldo;想不出哪个英国人会是这样的间谍。

&rdo;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轻轻地在地板上敲击着，仿佛这样会激发他的回忆。

&ldo;我们的人不多，我可以为每个人担保。

&rdo;

他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个一般的情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情报官。

在战争的后期，军情六处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谍报人员，显然这个人有可能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

有一个名字倒很吻合，叫鲁迪183;汉堡。

军情六处招募他以后，他被俄国人逮了起来，后来又被释放了，重新被军情六处雇用。

这段时间正好与沃尔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档案里的时间相吻合。

看来汉堡可能是在监狱里被他们收买了，他们给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了解他的英国雇主的一切情况。

（鲁迪

183;汉堡是&ldo;苏妮亚&rdo;的第一个丈夫，她后来是驻英国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

扎纳和我分手时我们已成了朋友。

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轻率的一切时，就感到很内疚。

当我想到那些没把问题弄清楚就把这样的指控放在档案里那么多年的人时，心里就充满了愤怒。

当我驱车回伦敦时，我开始对清理这些无尾线索所付的代价产生了怀疑。

我想，把这些事情翻出来是不是公正的？毕竟，让它们留在档案里不予干扰和解决会更好些。

那年的圣诞节，扎纳给我寄来一张友好的圣诞卡。

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我送了一个花圈，急切地想补偿点什么；可我永远忘不了我问他是不是间谍时他脸上的那种表情。

在那一瞬间，牛津的文明摇篮似乎在他周围解体了，他又回到了边境附近，被敌人包围着，孤零零地被出卖了。

里斯给我的最后一个名字是斯图尔特183;汉普希尔爵士。

他是无线电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家和分析家，是一个精华小组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