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哈米特没有心肠，但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部小说却是写朋友之间的义气的。

他往往着墨不多、用字简练、感情不外露，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做了只有最优秀的作家才能做到的事。

他写出来的场面似乎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的。

尽管有这种种特点，他并没有破坏正规的侦探小说。

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大规模生产要求有一种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形式。

创作现实主义作品需要太多的才能、太多的知识、太多的意识。

哈米特可能在这里把它放松了一些，在那里又使它尖锐了一些。

毫无疑问，除了最愚蠢和最浮夸的作家以外，谁都比以前更意识到了他们自己的矫揉造作。

他用事实证明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可以成为严肃的写作。

《马尔他之鹰》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部天才作品，但是能成就这样一部作品的艺术，&ldo;依此类推&rdo;，没有理由成就不了任何别的作品。

一部侦探小说一旦能够写得这么好，只有学究式的人物才会不承认它能写得更好。

哈米特还有一个功劳，他使得写侦探小说成了一件乐事，而不是煞费脑筋搜集琐碎的线索。

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像珀西瓦尔&iddot;怀尔德31的《传讯》那样设想巧妙的地域性疑案小说，或者像雷蒙德&iddot;波斯特盖特32的《十二人的判决》那样有力的讽刺作品，或者像肯尼思&iddot;费林33的《思想匕首》那样充满模棱两可的言论的智慧之作，或者像唐纳德&iddot;亨德森的《波林先生买报》那样美化凶手的悲喜剧，或者像理查德&iddot;塞尔34的《拉扎勒斯第七号》那样的好莱坞式闹剧。

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被糟蹋：由于草率行事，由于缺少意识，由于不能缩小作家的表达愿望与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

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被伪造：残暴并不是力量，俏皮并不是机智，充满刺激的文章可以像平淡的文章一样令人厌倦;跟水性杨花的金发女孩打情骂俏这种场景如果由一个年轻的色鬼来描写，他除了一心只想描写这种打情骂俏以外别无其他目的，他写出来的很可能是非常沉闷的东西。

这样的情况已屡见不鲜。

因此，如果一部侦探小说里有一个角色开口说了一声&ldo;yeah&rdo;，作者就不自觉地成了哈米特的模仿者了。

但是仍旧有不少人认为，哈米特写的根本不是侦探小说，他写出来的只不过是关于穷街陋巷的赤裸裸的纪事，他在其中随便放进了一些疑案的成分，就像在马提尼鸡尾酒中放进一枚棷榄一样。

有这种看法的都是一些大惊小怪的老太太‐‐应该说两种性别的人都有（或者说根本没有性别之分），而且几乎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她们喜欢谋杀案带有郁金香的香味，不喜欢有人提醒她们：谋杀是一件无限残忍的事，即使凶手有时候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或者大学教授，或者头发花白、和蔼慈祥的老太太。

也有少数拥护正规的或典型的疑案小说的人被吓怕了，他们认为要是小说中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明确的难题，环绕着它布置好贴有整齐标签的线索，那就谈不上是部侦探小说。

例如，他们会指出，在读《马耳他之鹰》时，没有人会关心到底是谁杀了斯佩德的合伙人阿切（这是这个故事中唯一正式的难题），因为读者一直在忙着想别的事情。

但是在《玻璃钥匙》中，读者不断被提醒，到底是谁杀了泰勒&iddot;亨利，造成的效果完全相同‐‐这是一种充满动作、计谋、矛盾的目的和逐步突出人物性格的效果，反正侦探小说要写的也仅此而已，其余的都是在客厅里练习耐心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