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知道，费律师经常和一位或数字议院外的游说团体中人物保持联络。

当然没有人提得出证明，确认他们是谁，但是这些游说团体只认得大批的现钞，有钞票他们就给&ldo;结果&rdo;。

有时候，钞票也用来作&ldo;竞选捐款&rdo;。

费律师也常常不忌讳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像这种&ldo;捐款&rdo;，他时常对好几个政客提供。

事实上，本州岛有不少大政客也时常参考费律师的建议，作发言的依据。

警方已经找到致命的子弹，那是发射自点三八口径的柯特转轮手枪。

凶器应该是转轮枪，因为凶器如果是自动手枪，现场应该留下有子弹的弹壳。

现场并没有发现弹壳。

依照听到费律师在家中与人生气把声音提高，又和他人争吵的邻居们证词，他只听到一声枪声。

有一位邻居听到其中还夹杂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警方也不排除开枪的凶手是女人的可能性。

报纸把费律师塑造成一个中年，受敬重的律师，不但在本市，而且在本州岛政坛上具影响力。

在死亡当时，由于他宁静的家居生活受到侵害，他发了脾气，也和人因吵架，而被谋杀。

我把报纸翻来翻去看了好几遍，怕有什么消息漏掉。

那位雇用达芬的人为什么会知道那只手提箱会在那小桌上?也许是费律师告诉过他。

也可能因为费律师要在图书馆见人，或上二楼书房研究，所以他把这些资料自办公室带回家，放在那小桌上，在要用的时候，方便一点随手可得。

贺龙知道他有这习惯。

情况变成这样了，达芬怎么办?

她是否专门被选来去做这一件偷窃文件的工作的?也或许她拿错了一只箱子?还是……她拿的箱子正是他们要拿的，没有错?

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

报上说的这笔投标底价，大致约有八十万之巨。

那么，那四万元是先给别人的&ldo;保证金&rdo;，以便这方一面可以得标。

达芬的假证词，不但把她自己交给了制造这件阴谋的人，而且一旦事败，她站在证人席所说的话，都会因为自己曾经愿意做伪证受雇于人，而不受别人的信任。

我用完我的餐点，再打邓先生给我们的第二个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女人告诉我邓先生现在不在，他与一个客户在吃中饭有事情讨论;假如我可以留下姓名电话，或是任何要转告他的，她都可以代辨。

她说他要四点左右才能回来。

我说：&ldo;好吧，我有一件事，请你转告他。

告诉他，我找他是有关报上的一件广告。

告诉他我会再来电话的。

&rdo;

&ldo;请问你尊姓?&rdo;她问。

&ldo;姓邓。

&rdo;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