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留着舅舅那样的羞惭。

有很多年都不承认自己是写作者。

我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是作家，就会像民哲、民科一样不自知。

我这样劝导自己：你自己也踢球，可是为什么进不了国家队。

同理，你自己也写作，凭什么就能当作家?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需要天赋和训练的东西。

有一次我参加酒局，碰到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东家热情地介绍：&ldo;阿乙也是写小说的。

&rdo;我脸臊得通红，觉得被出卖了。

我不敢承认自己和对方从事的是一样的事业。

在这本集子里，有一篇《先知》，寄托的便是自己的哀伤。

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民科、民哲和我这样的文青，便会触目惊心、五味杂陈。

我写《先知》时已能洞见那位原型一生的悲剧，之所以热血澎湃地写，是因为此前周国平针对他写了一篇极度无理的文章。

我觉得后者没有资格展露自己的高贵，我也不希望别人踩灭我的火把。

为了让自己继续下去而又不至疯狂，我时刻调解自己。

我说：你写作就跟你爸爸下棋一样，是个兴趣爱好，你吃饱喝足了，用你的工资养养它，无可厚非。

你爸爸下的是臭棋，你看他也很快乐。

我就这样也很快乐。

我逐渐知道写作也好、弹吉他也好、发明火箭大炮也好，都是权利，一种独自与上帝交流的权利。

它不需要牧师，不需要教堂，不需要旁证，独自等到天黑，上帝就会下来。

我以为这一生就这样度过。

我将自己掩藏得很好。

直到今天我还害怕说我其实也写诗，我写的诗总是安上瓦西里这样的名字，有时还会加上括弧（1841-1886）。

我想人们对死人特别是英年早逝的死人总是尊敬，而且他可能是一位盖棺论定的名人。

我后来敢于以阿乙的名字大张旗鼓地写小说，是因为老罗（罗永浩）在看过我悄悄发去的博客地址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认为我是一个小说家。

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型的小说，是在那时，我决心开始正儿八经像一名职业作家那样写。

后来有很多人也表扬过，我还会细细分析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以免落于城北徐公的圈套。

但是这一切都在慢慢变化，我自己也在，我心理再阴暗，也不至于在今天认为这些人是完全出于爱心。

我觉得我的文字稍许能打中部分人的心脏。

我应该感谢秦轩、叶三、黄斌、北岛、杨典、楚尘、胡思客、何家炜、王小山、李敬泽、陈晓卿、王二若雅、彭毅文还有余学毅，还有很多。

有一段时间，我会掐着指头算计这些飘进我耳朵里的直接的、间接的表扬。

我以前怕借你们的名字自重，现在觉得适时感谢是起码的礼貌。

我一直反复回味你们说给我的话，并以你们的姿态读我自己的文章。

希望原谅我的可笑。

我仍旧走在黑夜中。

我仍珍惜这黑暗，即使黎明迟迟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