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学，德元他们一走，家里又变得安静了。

母亲知道了我和文澍的事，并不反对，只说看着文澍人不错，但是年纪比我小，未经世事，需要多接触多了解，不必着急。

我理解母亲的意思，是担心我们太冲动，不稳定，便答应说好。

不久，许牧原从香港回来了，前来探望，还给大哥带了许多西药。

他知道我曾去学校找过他，因此一回来没站脚就赶到我家来了。

“上次见到你的同事，他说你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怎么这么快？”

“那边的校方本是让我多讲一阵子，可是这边的圣约翰大学发来电报，说教员人手紧缺，叫我赶紧回来。

甚至说损失的津贴加倍偿还。

我没有办法，只好从命。”

他解释说。

“在哪里可好？你的讲座一定很受欢迎吧。”

“香港对国学的研究很有深度，也具备不错的国际视野，在吸收国外汉学家的成果方面，比我们要快要好。”

看来他这次收获不菲。

从香港回来之后，衣着打扮上，他似乎变得更加欧式了。

眼镜换成了崭新的金丝框，臂上多了一个深灰色的牛皮包，不再像此前那样靠胳膊夹文件了。

他打开文件包，取了一个精致的八角小锦盒给我。

我颇为惊诧。

从没想到他还给我送礼物。

他送给我手里。

“送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只羊脂白玉镯子，质纯色白，温润坚密，洁白无暇，宛若凝脂。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在中环的一家首饰店里，看到这个镯子，觉得很适合你，就买下了。”

我呆呆的看了半晌，不知所措。

“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我终于说道，递还给他。

他有些吃惊，但终究没有接。

“原来你不喜欢。”

“不是，我——我不能收。”

我没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