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来了，寒风瑟瑟。

母亲就在正月的隆隆炮火声中离开了人世，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这样不言不语的离开了我。

她怎么能放下这一切呢？可是，母亲素来是一个冷静而宁和的人。

你不晓得她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也就不能明白她练就了怎样的心气不紊、恬淡自适。

年近三十的我，也只领会到了三四分。

但这三四分，已足够我坚定而坚强的走下去，穿越禁锢我的牢笼，笑着去看明天初起的太阳。

不久，大嫂和我商量，想带着芸儿离开上海；苏曼芝看护着文沁的孩子，也打算一同离开。

她们的内在之意是想给我自由，而不再“拖累”

我的未来，我自然明白。

终究劝不住，只好听从其意见。

于是，想法打通了沪上的官方关系——毕竟，文澍留下的部属要重点“看护”

的是我，不是我的家人和朋友。

最后，终于帮助他们辗转到了香港——此后他们便一直定居在那里。

我将王家公馆及在两广的药茶铺子全部变卖，只保留了方云笙在东南亚一带的药茶铺子——这是他发挥经商才干的平台，想不到已经越做越好了。

估计元存勖见了，一定会甘心情愿的收回他当年嘲笑方云笙的话。

可惜，元存勖再不会回来了——因为他的罪名已经被定为“通日罪”

，一切关乎他的踪迹都会被紧密追缉。

他也知道这种危险，于是从此“失踪”

。

有传言说他带着一个女人去了东南亚，或许是阿美；也有人说他一直一个人在海外漂泊，但从不轻易露面，不知躲到了何处。

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军占领了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

全国的战局形势已经导向一边，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纷纷南逃。

上海，也成了过路之所；台湾，才是他们的终结之地。

而这一年的春天，便是我和文澍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是自回国以来，九年的战火带给我的唯一一件厚礼：自由。

共党接手大城市之后，当地富商多有被抓，罪名不知；其产业也全部充公。

沪上亦是如此。

但这一次，王氏的产业却被幸运的保留了下来，连同那数百家王氏茶庄，悉数交还给了王氏后人。

这是因为，王家曾经救过的梁凯——梁复的弟弟，已经成为的一名官员。

他帮助王氏作了爱国之声明，得到了“组织”

上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