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其他的难题。

这些人大部分在文化版图上都赫赫有名。

许多人不是社会名流，就是出自名门望族。

而其中，人文和科学领域的人又占了大多数，有戏剧界、商业界、金融界甚至政治界的人士。

精神科医生们说，不管这是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绝对不能把这些人当做流氓小偷等一般嫌疑犯等同对待。

怎么侦讯他们?可以问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问题必须避免，而且由谁来决定?谁负责讯问，而且在何时、何地?

整件事看起来好像行不通。

大约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多数人都满意的解决方式才出笼。

这个办法是，既然大家都承认没有一套单一的操作标准是可以普遍适用的，所以结论就是：必须针对不同的病人量体裁衣。

于是，卡扎利斯医生主持的五人委员会便和奎因警官合作，在不暴露侦讯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谨慎地拟出了一份主要的侦讯问题。

每一名参与这项调查的医生都会收到一份列为机密等级的副本。

然后，各个医生便在自己的诊所，对他认为有嫌疑却不适合交给其他人处理的病人自行在诊疗时间进行询问。

他们也同意将诊疗的内容提交给委员会。

而那些经医生判断可以交由他人访谈而不致危害医疗过程的病人，则由五个委员中任何一人的诊所内直接处理。

除非在医疗询问的最后阶段有证据显示其必要性，否则警方不可与任何一名病人接触。

即使真正到了这个阶段，重心也都是放在如何保护病人上，尽量避免为追查物证而折磨当事者。

此外，对嫌疑犯的调查程序必须尽可能间接通过他人进行，而不能直接问他。

在警方看来，这种做法愚蠢至极，令他们十分不快。

然而，正如已经开始露出疲惫状态的卡扎利斯医生对警察局长和奎因警官所说的，除非如此，否则就根本不要调查了。

警官无奈地两手一挥，他的长官则仍旧彬彬有礼地说，他原本期望的是一个可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远景。

显然，市长也是这么想。

在政府一次不愉快的会议当中，卡扎利斯医生一点儿都不肯让步，坚持他和其他参与这项调查计划的医生都不再接受新闻界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