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来好像很大，但是根据我的主观感受，实际可用空间应该只有房子的十分之一。

五十年来，东西只进不出，家具、衣物用品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杂物收藏；从大陆带过来的大木箱一个个原封未动，公公收藏的书报、婆婆数十年来的水墨画，都是理所当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

甚至，餐桌一角有张一九九八年的广告单到现在还躺在原处，那对都已经离婚的新人送来的礼饼也原封不动的在酒柜上。

家里是有人打扫的，物品堆积不去并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而是对家人来讲，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时间标志性的，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

当人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没有东西是可以舍弃的。

渐渐地，房子变成一幢生活仓库，主要是用来摆东西的，我们只是仓库管理员。

去年年初，军方通知，今年四月必须迁离，会换一个国宅给我们。

虽然一个一百多坪的平房，去换一个不到四十坪的公寓，是有点为难人，但毕竟“情势不为主观意识转移”

，搬是一定要搬的。

问题是，怎么个搬法？积累五十多年、塞满三层楼的物件，要放进一个国宅公寓，并不是多做几个储物柜就可以的。

整整一年半以来，凡是家庭聚会、出门逛街、寿宴喜庆，家人碰面讨论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怎么搬？”

解决方案从帅气的“全丢了，再买新的啊！”

到阿q式的“找国防部负责啊，是他们要我们搬的！”

都有。

听到任何论调，我都投赞成票，因为打从心里认定“反正不会是我搬”

。

早早我就跟姐商量，搬家我出钱，买新家具我出钱，但我动不了手。

我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老房子的味道

这样，一年五个月过去了，我在老房子里来来回回了数十次，婆婆除了嘴里常常提到要搬家，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甚至公公的老花眼镜也还沾着尘灰静静地躺在原处。

天佑公公，他去世已经六年了。

终于有一天，或具体地说，是“搬家死线”

的前五天，我跟同事如婷一起回家时，她小声地说：“我觉得如果再不动手，可能真的搬不了了喔。”

“当初清清楚楚说好我不用动手的。”

“但如果房子原封不动，到了期限怎么办？”

这不是如婷问的，是我在问我自己。

我不能想像拆除大队开着怪手吊车来时，年迈婆婆在房子里惊慌垂泪，我举着一块“人在屋在，屋亡人亡”

的布条在家门前嘶喊。

不啰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穿着一身工作服，召唤了如婷、小娴、怡俐、大丽真、怡臻等一班娘子军，开始了我的强制搬迁！

我跟自己说，不过就是丢东西嘛。

公公跟着军队撤退到台湾的第一天，就住进了这个日式的老房子。

公公当时四十多岁，但房子当时是多老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有记忆以来，它就很老了。

屋顶上的瓦常常剥落，半夜有小猫会掉进天花板里，一夜叫个不停，木板地底下会有老鼠爪子的声音。

我常幻想为什么笨猫不干脆掉到木板底下呢？两败俱伤，这样不是可以安静一点？对一个城市里的小女孩，住这样的房子并不是多愉快的经验，虽然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公公走了很久了，但只要我回到老房子，闻到那气味，看到他的书桌，我都会忘记他已经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