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侦查期间最使我感到压力的是这些日记。

为了使侦查员千万不要在它上面多下功夫，不从那里把前线上自由的人们的筋脉抽出来‐‐根据需要，我表示了若干次悔过，根据需要，我对自己在政治上迷失方向表示了若干次觉悟。

我被这种走刀尖的把戏弄得疲惫不堪‐‐直到看见谁也没有被押来同我对质，直到露出终结侦查的明显迹象，直到在第四个月上把我的&ldo;战时日记&rdo;全部扔进卢宾卡炉子的血盆大口，直到又一本在罗斯遭到毁灭的长篇小说的红色残渣在那里迸散，化成黑蝴蝶似的烟炱从最上面的烟囱里飞腾出来。

我们放风就在这个烟囱底下‐‐在一个混凝土匣子里，那是大卢宾卡的屋顶，和六层楼平行。

耸立在六层以上的围墙，还了三个人身的高度。

我们耳朵听到了莫斯科‐‐汽车鸣笛声。

而宽到的‐‐只是这个烟囱、七层楼了望台上的哨兵，以及这一小块正好罩在卢宾卡上的天空。

啊，这种烟炱呀!在战后的第一个五月里，它不断地落呀，落呀。

它在我们每次放风时都是落得那么多以至我们心里想，莫非卢宾卡在烧自己三十年来的档案。

我的毁灭了的日记只是瞬息即逝的一缕细烟。

于是我便回忆起三月里一个寒冷的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坐在侦查员的办公室里，他提出一些通常的粗暴问题，记录着，歪曲着我的话。

宽敞的窗户上结成的冰花正在融化，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

我有时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纵然一死也好一现于莫斯科，从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碰个粉身碎骨，像在我童年时代我们一个顿河罗斯托夫的无名先驱者从窗户里（从&ldo;三十三号&rdo;）跳出来一样。

在窗户冰冻融化了的地方可以看得见莫斯科的一个一个屋顶，屋顶上飘着一缕缕欢乐的轻烟。

但我并不是往那里瞧，我瞧的是手稿，它像丘冈似地堆满了半空旷的三十平米的办公室的整个中部，刚刚堆在那里，还没有整理。

在练习本里，在厚纸夹里，在自己装订的硬书皮里，一叠叠钉起来的和没有针起来的，或者只是一张张的纸，‐‐手稿躺在那里，形成一个埋葬着人类精神的墓家，这个墓家的圆锥形的顶尖超出侦查员的写字桌，几乎使我看不到侦查员。

于是我便对那个我不知道的人的劳动油然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怜悯之心，这个人昨夜被捕，而搜查的成果到凌晨已被扔在刑讯室的镶木地板上，四米高的斯大林的脚下。

我坐着，一面猜想，是谁的不平常的生命在这一夜被带来遭受折磨和摧残，然后付之一炬?

啊，有多少构思和著作葬送在这幢建筑物里!‐‐整代毁灭了的文化。

啊，从一宾卡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炱呀，烟炱!!最令人感到委屈的是，后代子孙将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愚蠢的、庸碌无能的、沉默寡言的，而事实上却并不完全如此!……

要划一条直线，总共只须标出两个点就行了。

爱伦堡回忆，一九二0年契卡在他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ldo;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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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0年，国家安全部的一个著名的上校福马&iddot;福米奇&iddot;热列佐夫对犯人们这样说：&ldo;我们并不打算花费力气去向他（被捕者）证明他有罪。

让他向我们证明他没有敌对的意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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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吃人的简单的直线之间，包容着千百万人的数不清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