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实在的回忆就是：一群腐败的东西‐‐一整个空间都烂透了。

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并不是发泄怒气和怨恨，但我们已经平静下来的心里仍保留着这个深信不疑的印象：他们是一些下赚的、幸灾乐祸的、居心不良的并且可能还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ldo;大楼&rdo;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令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这里有道德上的动机，是他从精神的角度观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尝试。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们的侦查员，包括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在内，其中有任何人能够即使用一小时去体验一下囚犯的处境，在单人监室里蹲蹲并寻思寻思。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成为有教养的、有广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

他们在职务上不需要合乎逻辑地思考‐‐所以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

他们在职务上只需要确切地执行指示和对痛苦的冷酷无情‐‐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这些从他们手里经过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觉到他们彻底丧失了一般人类观念的躯体。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是那种盗贼的原则：&ldo;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rdo;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

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

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是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

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

由叶夫根尼&iddot;伊万诺维奇&iddot;季夫尼奇那样既经历过盖世太保又经历过国家安全部的人来进行比较更为自然。

季夫尼奇是一个流亡国外的俄国人。

盖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状是在德国的俄国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活动，国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资产阶级有联系。

秀夫尼奇作的结论是不利于国家安全部的：两处都折磨他，但盖世太保毕竟还是在查明真相，当罪名不成立时，就把秀夫尼奇放了。

而国家安全部则不查明真相，并且不想对任何已经抓起来的人放开魔爪。

或许这就是&ldo;先进的学说&rdo;，花岗岩的思想体系。

在凶险的奥罗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马惩戒派出点），一个侦查员因未费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罗格联合工厂经理&iddot;卢里耶签名同意给自己再判一次劳改刑，他的态度缓和下来，在余下的时间里对卢里耶说：&ldo;你以为我们采用影响手段（这是对拷打的温和说法。

）有什么乐趣吗?但是我们应当做党要求我们做的事。

你是个老党员‐‐你说，如果你处在我们的地位会怎样做?&rdo;看来卢里耶几乎同意了他的说法（也许，他这样轻易地签了名，正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因为很有说服力，很正确。

但经常是恬不知耻。

蓝滚边们懂得绞肉机的运转过程，并且喜欢它。

侦查员米罗年科在治达劳改营（一九四四年）对命运注定了的巴比奇说：&ldo;侦查机关和法院只是办办法律手续，它们已经不能改变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运。

如果需要把你枪毙，即使你绝对无罪‐‐反正也会枪毙你。

如果需要把你开脱（这显然是对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随便你怎样有罪‐‐你也会被洗刷干净，而宣布无罪。

&rdo;他甚至以这种说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

西哈萨克省国家安全局第一侦查处处长库什纳廖夫对阿道夫&iddot;茨维尔科直截挑明了：&ldo;如果你是列宁格勒人（意思是党内的老资格），那是不会放你出去的!&rdo;

&ldo;只要有人，我们就能造出案子来。

&rdo;‐‐他们当中许多人这么说着玩，这是他们的谚语。

我们说是折磨人，他们说是工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