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我们同意进内务人民委员部学校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内在原因，用三言两语是讲不清楚的。

它绝不是来自我们听过的历史唯物主义课：这种课讲得很清楚，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是一条激烈的战线，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它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当时上外省的大学，除了将来分配到偏僻边区的乡村学校教书和拿微薄的工资外，没有什么别的前途，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则保证我们将来能领到高额口粮和两三倍的工资。

我们内心的感觉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如果有的话，那末互相间也不会放心地说出来）。

进行反抗的完全不是头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

从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ldo;应该去，&rdo;你自己的头脑也说：&ldo;应该去!&rdo;而心里却起反感：我不愿去，讨厌!没有我怎么都可以，我不参与。

这种观念是源远流长的，大约是来自莱蒙托夫吧。

它来自那几十年的俄国生活，当时哪一个正派人都会公开表示，没有比宪兵的差事更坏更丑恶的了。

不，还要更深远些。

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曾祖时代的金卢布被兑换成一些烂铜板，他们用这些烂铜板把我们从那个时代赎买出来。

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但毕竟我们中间有些人当时应募了。

我想，要是施加的压力很大‐‐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屈服。

所以现在我就想设想一下;如果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有了蓝领章‐‐那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当然，现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会在那里发表反对意见，我会发脾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但是，躺在监狱的板铺上，我开始又一次回顾自己真实的军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来了。

我不是从一个大学生一下子直接成为军官的，而是经过了半年受压抑的当兵生活，那时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随时准备服从那些也许并不值得你服从的人的精神。

以后是半年军事学校的煎熬。

是我活该永远当兵受苦，忍饥挨冻，体无完肤地过日子吗?不。

为了安慰起见，给我在肩章上钉上了两颗小星，然后是三颗、四颗‐‐于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么，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学生的爱好自由精神呢?可是，这种精神我们从来就没有过。

我们有的是爱好列队、爱好行军的精神。

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在学校里我们经常吃不饱，所以总是东张西望，想在什么地方多弄到一块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谁的手脚来得快。

我们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军官领章（已经把没有学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

而训练我们要像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一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

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

或者半夜里把整个然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干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将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于是，在对军官领章的殷切期待中我们练就了老虎般的军官步态和发号施令的金属般的嗓音。

终于给拧上了军官领章!过了个把月，在后方编组炮兵连时，我已经逼迫我手下那个懒散的小兵别尔别涅夫熄灯后在木顺从我的军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几年来我把这些事真的统统忘掉了，现在写到笔头上我才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