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发生后，许多人以为我怎么怎么样了，对我有许多误解。

但通过立案调查，我只写了那样一封回绝他的信，我没做任何不当的事情。

领导对我是信任的，但我牵涉到这个案件，所以打眼的事‐‐比如演出节目呀什么的都不让我参加了。

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

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对我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地方呀。

1953年初，要调一批干部到北京去，当时连级干部可以结婚了，别人给我介绍了组织股协理员，出于好意，让我通过这种途径离开这个让自己痛苦的地方。

这位协理员年轻、厚道，有文化，我当时也就同意了。

但组织上认为去北京的人都必须是思想纯洁的，不同意我们在新疆结婚，让我到北京再说，并且让我晚一点再走。

协理员先去北京，他到了北京后，就给我来信，但信被扣掉了。

他是从这里出去的，自然知道没收到我回信的原因，第二封信他就把寄信地址写成了&ldo;湖南宁乡&rdo;。

他们以为是老家来的信，就交给了我。

从信中我得知他马上要发调函来，但后来的信肯定又被扣压了，所以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

我知道这里不会放我走，也就死了调走的心。

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2）

组织上又接着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永富，是政委亲自出面介绍的。

大意是说，你出了那样大的事，你就不要犟了，赶快定下个人来，以免别人说长道短，说三道四。

我当时已十九岁，在这个年龄，谁不渴望和向往美好的爱情呀，可这里却是一个不谈爱情、让爱情滚开的地方。

我含着眼泪答应了政委的&ldo;提媒&rdo;。

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王永富是谁，部队一般都叫官职，我只知道他是&ldo;协理员&rdo;。

政委见我答应了，就把王永富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见了个面。

没想当天下午，王永富就打了结婚报告，要我签字。

我当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可悲和好笑。

我当即就把那报告扔到火里烧掉了。

我说你等着吧!

不久，我考上了军区卫生学校。

虽然这婚姻是强加给我的，但我已答应嫁给他，就绝不改口。

所以在学校时，有人追我，我都以我已订婚为由来回绝了他们。

还有一个一起参军的同学，他是为我来新疆的，到乌鲁木齐分兵时分开了，他不知我去了哪里，他考到了沈阳外贸学院。

毕业后，他又要求来到了新疆，他到处打听我的下落，终于得知我在卫校，就向我讲了他为我做的一切。

我当时非常感动，但我只能告诉他，我已订婚了，我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了。

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留在乌鲁木齐，但我要求回到焉耆，以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与王永富很快就结了婚。

以后就随着他在塔里木来回调，在这种共同生活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婚姻一样，彼此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可以说有了所谓的&ldo;革命友谊&rdo;‐‐我只能这么说。

后来，随着四个孩子的陆续出世，我们的关系因孩子而得以维系和加深。

王永富也是个苦命人，十四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十八岁‐‐也就是1948年被俘，当了&ldo;解放战士&rdo;，由于他作战勇敢，立过很多功，解放当年就入党了，不久又提了干。

没想&ldo;文革&rdo;一开始，就把他打成了&ldo;阶级异己分子&rdo;，后来又被打成了&ldo;现行反&rdo;。

他六八年被迫害致死，时任农二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

得知他的死讯，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那是事实。

但我连去见他最后一面、向他遗体告别的权利都没有。

当时我最大的孩子十岁，最小的才四岁，看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