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湘潭有个对象，已经订婚了。

她对象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解放时被镇压了。

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订了婚的，还是不能反悔。

她走时给对象留了一封信。

她对象得信后就与她父亲追到了长沙，要接她回去。

她当时因是独生女入伍，说她思想进步，还作了报告，是&ldo;先进分子&rdo;了，所以她父亲不可能把她接回去。

崔曼琼说，我军装都穿上了，怎么能脱下来呢?

她父亲说，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怎么能离开我们呢?你妈已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你就可怜可怜你妈，跟我回去吧!

崔曼琼说，不管怎样，我要去参加革命，去保卫边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过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是好儿女志在四方。

你回去劝劝妈妈，让她不要伤心，我到了部队，会经常给她写信的。

她父亲只好流着泪走了。

我们是4月2日离开的湖南，到西安后，就有人在讲婚姻问题，说什么配对呀之类的话，但我并没有在意。

我和崔曼琼当时想的都是进工厂。

一路的荒凉别人都已讲过，我就不说了。

到了哈密，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我们当时也担心留在那里。

我对崔曼琼说，如果让我们留下，我们一定不答应，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城市呢!其实，当时的迪化比哈密大不了多少，破破烂烂的，一片萧条，但总比绥来强得多。

&ldo;一座城，两条街，三家店铺，四户人&rdo;就是它的真实写照，南方再穷困的乡镇也跟它差不了多少。

我分到了二十六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青年实习干事，负责团委的工作，崔曼琼则到了石河子二十二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宣教股。

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原只想来当个工人的，不想都进了机关。

同来的好多老乡都去了团里、营里开荒种地，与她们相比，我们吃的苦少多了，感到十分幸运。

其实，我们俩都已被人家看上了，所以才留下来的。

那时候，他们挑我们，家庭出身和人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文化程度。

然后就一层层被人挑选，当了别人的预备对象。

我和崔曼琼的出身都挺好的，所以才留在了机关。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已是六月初，到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一个半月后分到二十六师，当时已快八月份了，但是我十月份就与成皓生结了婚。

我到宣教科不久，成皓生就调到位于乌拉乌苏的十七团当政治处主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