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他的话，我不再说什么了。

心想，真应了那句顺口溜了：结了婚，安下心，生了娃娃扎下根。

1954年前，我们还一直住在地窝子里，那时我们已有一儿一女，儿女俩都生在地窝子里，长在地窝子里，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团副政委，我们才搬进了房子里。

那房子就一间，半边办公，半边住人。

即使这样一间房子，也令许多人羡慕不已。

人毕竟几千年前就住在房子里了，所以总觉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里面心情要顺畅得多。

1955年，成皓生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我们用一架马车就搬了家，就两个背包，两个孩子。

那时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干部，但挖地照样挖，拉犁照样拉。

我也没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妇女一样，白天劳动，晚上做军鞋，我那时一晚上可纳两双鞋底，能上三双鞋帮。

我们前三年同样没有工资，钱扣下搞建设了。

二十万大军，一人少发一顶帽子办了八一糖厂，有一年少发了一套军衣建了十月拖拉机修配厂。

谁也没有怨言，只觉得自豪，因为觉得自己为新疆作贡献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就得了肾炎。

第二年住进了军区医院，1957年转往北京三○一医院治疗，张仲翰政委专门请了一位日本的肾病专家来给他诊治，那专家说即使照顾得十分的好，最多也只能活八年。

我听后，心一下子就碎了。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熬药、煎药，煎药、熬药，还得照顾三个孩子。

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没梳过一次头发，每天就是用帽子把头发一拢了事。

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来照顾他，光熬的草药恐怕一火车皮也拉不下，就这样，在专家预计只能再活八年的他，活了十五年，1972年，五十二岁的他给我留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后，左邻右舍都劝我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应该再找一个。

但我没有同意。

我把母亲接过来，照顾孩子，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不想母亲后来的身体也不行了，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只有伺候她，到她去世，不觉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崔曼琼跟我的情况差不多。

她虽然坚决不找老干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

崔曼琼除五二年在兵团财务部工作过一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石河子度过的。

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就是因为当时的主任看上了她。

主任当时已三十七岁，找她谈话，她见了面后，就在心里说那人跟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嘛!所以当即就不愿意，但又不好明说，只能以自己家里已经订婚为由来搪塞。

那主任就问她未婚夫是谁，在干什么工作。

崔曼琼就告诉了她未婚夫的名字。

并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已镇压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

那主任听到这些情况后，知道她历史比较复杂，就算了。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早已与她没了任何往来的未婚夫使她在&ldo;文革&rdo;中被打成特务不说，还划成了&ldo;历史反&rdo;。

当时，有这两大&ldo;罪行&rdo;就可能被杀头，她没被杀头，但受的罪却可想而知。

当时，她对逼她结婚的人说过，我即使找个炊事员，也不找老干部。

别人就有意给她介绍了食堂管理员巫明清。

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壮丁出来的，在瓦子街战斗中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任机枪班班长，进疆后是个排级干部，年龄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