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

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

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碱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地看着毛驴被碱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

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镘，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

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

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才收工。

回来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搞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就晚上十一二点了。

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吃的东西很差‐‐玉米饼子硬得能把人头上打起包。

大家总感到困，感到劳累。

即使这样，还要唱歌，说话，不然，领导就说你有思想问题。

冬天开荒更加难受，一是寒冷，冻得人受不了;二是地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开垦起来十分吃力，砍土镘挖下去，地上只有一个白印子，把砍土镘弹得老高，震得虎口一阵阵生疼;三是脸和手极易皲裂，最后手和脸上的皮肤变得像哈密瓜一样难看。

而冬天也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就把吃玉米饼改为喝玉米糊糊。

我这人干活儿不要命，但饭必须吃饱，那点糊糊管什么用?好多次我干着干着活儿，就饿晕过去了。

那时的女兵都留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但这里连肥皂也没有，我们没法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最后只好用碱土洗头。

那东西蜇得人头皮发麻，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头发剪了，剪成了小平头。

为了当兵，我虚报了年龄，把十五岁报成了十八岁，所以到部队后，人家也把我当成年劳力看。

我当时也没想很多，我只想劳动，只想当&ldo;劳模&rdo;，因为&ldo;劳模&rdo;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

我非常想见毛主席，从那时就想见。

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那时要见到伟大领袖，当劳模是唯一的途径。

所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儿都干了。

我记得我们到吾瓦开荒时，团里除了两千多名军人，还有当年一月和四月分配给团里的内地遣犯两千三百余人。

军人和遣犯一起劳动，分不清谁是遣犯，谁是军人。

有几次，我出去碰到老乡，人家都恐惧地躲开我，用生硬的汉话嚷道，遣犯!遣犯!

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比遣犯还大，目的也有些相同，那就是&ldo;争表现&rdo;。

但他们的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表现好了可以减刑释罪;我们则显得有些理想，是为了&ldo;建设新新疆&rdo;的崇高目标。

但现在想起来，那种工作强度，那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苦役，是没有把自己当做&ldo;人&rdo;看的，仅仅把自己看成了一把不停挥舞着的、粗劣的、经久耐用的砍土镘。

我性格外向，不怕吃苦，再苦都是乐呵呵的，因为留着个小平头，大家都叫我&ldo;假小子&rdo;，我的大名毛灿奇反而被人忘了。

一副男同志模样，也给自己省了不少麻烦。

因为当时遣犯多，常有遣犯半夜里偷偷溜到我们地窝子里摸女的，那时的厕所是用芨芨草搭的，也就能挡个视线，一刮风，就没了踪影，怕晚上遇到坏人，一个人上厕所，就得去一个班跟着。

那时还有流匪。

1951年冬天，我们到天山里去打柴火。

路很远，一天只能往返一趟，要过两条冰河，一个大冰滩‐‐那冰滩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窖里，曾有一个老乡就掉进了冰窟窿里，七八个人才把她拉上来。

有一次，一名流匪看见我们全是女的，就拿着刀，要图谋不轨。

大家吓得不行，就惊慌失措地对我喊叫道，假小子，快过来，有坏人!我跑过去，故意把棉帽子一扔，露出小平头来，一边挽袖子，一边向那男人走去。

那男人以为我是男的，吓得像兔子一样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