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期间，王震司令员经常到学院检查工作并和同学们交谈，问寒问暖，和大家说说笑笑，看不出一点官架子。

有一次，他来到我们班宿舍一看，说，好，内务整洁，被褥叠得有棱有角，像个当兵的。

他还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好专业技术，毕业以后要服从分配，安心扎根边疆，为各族人民服务。

接着他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一个学员用湖南长沙口音说我们没有鞋子。

他风趣地说，那没关系，等你们毕业后分配了工作，结了婚，不就有了孩子吗?说得我们的脸都红了。

急得那位同学连忙说，我说的是穿的鞋子，不是小孩子，引得王震哈哈大笑。

1954年4月，我们中专班的同学以优异的成绩，带着所学的专业知识离开了学校，走上工作岗位。

那天，我们有十六位同学从兵团驻地石河子出发去农七师，当天出师不利，汽车到沙湾县便发生故障，走不成了。

怎么办?接我们的同志说，你们别急，我已向师里电话联系好了，一定会来车接大家。

等了整整四个小时，只等来一辆马车，我们就拿出青年人的勇气，异口同声地说，把行李放车上，我们大家走路。

一路上，同学们唱着歌，说说笑笑，三十多公里路，走了五个小时，到达师部驻地炮台，刘振世师长、史骥政委带领很多机关干部热烈欢迎我们，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我们是八一农学院首批毕业的学生，也是兵团农业战线上第一代技术员，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战斗在天山南北。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对自己选择来新疆没有任何遗憾。

只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怀愧疚，那就是对儿子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他病了三天后我才赶回去，致使儿子终生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热爱工作，宁愿亏了自己也不愿亏公家。

我当技术员时，要经常下连队蹲点。

我的孩子当时才两岁，没人照顾，就请了个保姆。

有一次，保姆到处找人带信说孩子病了，不会说话了，让我赶快回去。

当时正是庄稼抽穗扬花的时节，我得把连队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指导完，因此耽误了一天。

等我赶回去，把儿子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不会说了。

我当时一听，就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儿子就这样成了聋哑人，后来找了一个聋哑媳妇，我有了个孙子，因为我内心对儿子一直十分内疚，所以决心一定要培养好孙子。

孙子遂我心愿，品学兼优，是美国树华奖学金获得者。

对不起儿子在孙子身上补，我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在孙子身上。

还有，就是1955年7月的一件事。

那天我一大早步行到团部开完会后，天色已经晚了。

回连队还要走八公里路，是回还是不回呢?大家都劝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里棉铃虫十分严重，耽误了治虫时间棉花就要减产，救灾如救火，我晚饭没吃就离开了团部，心想摸黑也要回连队，一个人走着走着，到了离连队还有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路两旁长着比人还高的芦苇和芨芨草，晚风一吹，&ldo;刷刷&rdo;直响，让人毛骨悚然。

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抬头一看，发现前面约一百多米处有一只狼正在那里蹲着。

&ldo;独狼难对付&rdo;，当时我害怕极了，豆大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

心想，我工作还不足两年，才活十八岁，就这样被狼吃掉，不是太可惜了吗?吓得既不敢吭声也不敢向前走，感到浑身都是麻木的。

狼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它站起来，向我逼近。

我可能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吓得大叫了起来。

狼愣了一下，后退了两步，然后继续向我逼过来。

我想跑，但一双腿好像栽在了那里，迈不开半步。

我想捡块石头给自己壮胆，但怎么也弯不下腰。

我只有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就在这危难之际，发现前面有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