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摊开手，“不，我不明白，有劳您解释。

说慢点，最好讲广东话，这样我们两个都轻松一些。”

翻译的耳朵涨红了，可是开口回答的时候，仍然抓着错漏百出的葡萄牙语不放，也许不想让身后的衙役听明白两人的对话：“邵通事的死导致，”

他在这里卡住了，竭力寻找“街坊”

一词的葡萄牙语对应物，“……导致住户很不安，他们要求赶走番鬼。”

“所以，早上还是‘入室劫案’，现在已经变成‘番鬼袭击’了。

你们找到凶徒了？”

“我不负责查案。”

“既然邻居那么‘不安’，你们是打算清空整个黄埔商行区，还是只是我们？”

“只是你们。”

“‘邻居’的要求还真精确，考虑到他们多半没来过黄埔，也没见过教会的人。”

“我，”

接下来的话终于超出了翻译的水平，他换成了粤语，“真是没办法和你们这种人讲道理。

官差没有即刻赶你们出去，已经宽宏大量，还那么多话说。

听日中午，华光寺敲钟之前，就是最后期限，如果还有人留在里面，不要怪官差放火烧屋。”

“给我们多两日时间收拾行李。”

“不行。”

“我们可以去哪里呢？现在也很难租船。”

“这就不关我事了。”

如果不是老神父及时拉住养子的手臂，翻译肯定要挨一拳了。

翻译自己也看出来了，吓得匆匆往后躲，被门口的石墩绊倒，坐进一洼泥水里，两个官差把他拉起来，张姓翻译拍打身上的尘土，滴着水，骂骂咧咧地躲到官差后面，跟他们一起走了，跨上等候在码头的两艘小船。

加布里埃站在门口，神父仍然抓着他的前臂。

过了好一会，老人拍了拍加布里埃的肩膀，用瘦骨嶙峋的手臂抱住了他，年轻人略微弯下腰，回应这个拥抱。

上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需要弯下腰的还是朱利安神父。

尽管谁都没有说话，但他们都明白，现在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

进入秋冬季节，澳门的酒馆和旅店老板们都暗暗激动起来，在睡梦中也能听见银钱滚滚而来的叮当声。

自从各家东印度公司[2]坍塌之后，散商花了几十年慢慢占满这些庞然大物留下的空洞，就像富有耐心的藤壶，逐渐覆盖整艘沉船。

散商懒得在贸易季结束之后返回欧洲，部分原因当然是不乐意在发臭的远洋船上熬几个月，一部分原因是嫌路费太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澳门的生意并不随着季节而终止。

放贷的阿美尼亚人在这里长期驻扎，人们继续追踪茶叶价格起落，围着吧台互相打听行情。

酒馆悄悄多了一家，然后又来一家，旅店也是，以便容纳前往印度的鸦片商，从印度尼西亚来找工作的水手，疯疯癫癫的“植物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