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婚后两个月的感情纠葛之后，海明威与马莎终于从感情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因为中国之行让他们比去西班牙更兴奋和激动。

马莎和海明威一样，向往冒险和旅行，她愉快地接受了为《矿工》杂志赴中国战场采访的任务。

海明威则是为《太平洋邮报》撰写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报告，判断中日战争如何影响美国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

1941年2月1日，海明威夫妇乘&ldo;马松尼亚&rdo;号从旧金山出发，到火奴鲁鲁后，改坐飞机到香港。

在香港的一个多月中，他们意外地遇到了老熟人，蒋介石的连襟，中国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在奥伯林读大学时，就认识了海明威一家。

3月25日，他们踏上了中国大陆，从广州到韶关、桂林，再到重庆，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旅程。

在重庆，蒋介石夫妇接见了海明威夫妇，并请他们吃了一顿午饭，在重庆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秘密会晤了他们（马莎称周恩来为&ldo;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真正的好人。

&rdo;）。

海明威的中国之行并未像他的西班牙之行一样导致大量作品的问世，除了给《太平洋邮报》的报道外，他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东西。

不过，有两点还是值得海明威夫妇骄傲的，一是预言战后共产党将在中国取得政权，一是预言日本将向美国开战。

海明威迁居古巴之后，似乎江郎才尽，文思枯竭了，整个四十年代，他都没有发表什么有影响的作品（1940年的《丧钟为谁而鸣》除外）。

在古巴，他远离了文学界和文坛上的朋友，远离了文明生活和现代知识的启发，远离了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实。

《丧钟为谁而鸣》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包袱。

他觉得这部小说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他害怕自己再也写不出同样优秀的作品了。

而读者和整个文坛又对他抱有极高的期望。

这一切使他特有的创作天赋和感觉受到了压抑，他不敢随随便便地写一本小说，深恐使自己的崇拜者们失望。

写不出东西来的懊丧，马莎时常离家去外地采访带来的孤独感和感情纠葛，像硫酸一样腐蚀着硬汉子海明威的心身。

除了钓鱼、打猎、到酒吧间狂饮之外，最主要的解脱办法就是热情地投入到战争中，在战争中显出自己的价值。

战争开始时，海明威就改装了自己的游艇，把它当作反潜舰只，带着美国政府配给他的武器，在大西洋上搜寻德国潜艇，并准备随时与那些被跟踪、发现的潜艇作英勇的搏斗。

后来，海明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建立自己的间谍组织和情报网，收集有关岛上亲纳粹分子的情报，发现并揭露德国间谍。

海明威精心挑选的业余情报员一共有二十多位，他们中间有牧师、侍者、渔夫、妓女和酒鬼。

海明威的谍报工作虽然得到了美国驻哈瓦那使馆的大力支持，但成绩甚微。

而且联邦调查局也看不起海明威的工作，认为他所提供的情报要不就是毫无价值，要不就是不符合事实。

联邦调查局甚至在胡佛的授意下建立了海明威档案，审查他的&ldo;共产党倾向&rdo;。

只是因为马莎与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亲密关系，以及顾及到海明威在美国国内和古巴的巨大声誉，联邦调查局才没有触动海明威，只是和这头&ldo;离群的野象&rdo;保持一定的距离。

当时，海明威在古巴极得人心，每当他开车经过街道时，人们都会夹道欢呼，仿佛欢迎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似的。

当美国海军把德国潜艇从古巴海面上清扫干净以后，海明威驾着游艇在古巴海面上的勇敢巡逻已经失去了意义。

于是他把战争热情转向了欧洲。

1944年5月，海明威到达英国，同马莎一样为《矿工》杂志提供战争报道。

海明威的战地报道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是来自他的名气而不是报道文章本身，事实上，海明威并不特别在乎报道什么和怎样

报道，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亲自参加战斗。

海明威在战争中极为机警，也非常适应各种各样的战斗，他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意大利和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的经验。

海明威随美军一起登上了欧洲大陆，亲自率领一支法国反法西斯的游击队，随美军一起攻进巴黎。

随后又进攻德国，在美军横扫欧洲的战斗中，海明威携带武器，始终在前线部队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