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刘强先生与周芳女士全程在一起，不存在有单独说明术前风险的情况。”

王涛说：“在这个过程中，刘强先生没有对手术方案提出异议，也没有说明hiv阳性的事情。”

“原告方证人的证言里明确说明，在签署手术同意书之前，他在急诊室门口与被告说明了李文的病症和身体状况。”

公诉人说。

“我方当事人明确说明，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的反馈。”

王涛说得很笃定：“刘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意识不够清醒，可能有混淆记忆的情况。”

“当时刘强有明显的醉酒表现吗。”

审判长问。

“有的。”

王涛说。

“他的意识清醒吗？”

审判长问。

王涛犹豫了一瞬，转头看了看纪尧，纪尧不太敢贸然回答，怕说多错多，于是冲着王涛摇了摇头。

“不完全清醒。”

王涛说：“所以我方认为，刘强的证言存在疏漏、错乱的可能性，不能当做唯一决定性证据。”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在明知对方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告人还对着一个醉酒人员进行了‘手术风险告知’是吗？”

蒋衡突然问。

王涛心里咯噔一声。

因为他马上发现，他掉入了一个陷阱中。

如果承认刘强意识不清醒，那纪尧所谓的“术前告知”

没有任何意义，他没有争得直系亲属同意，也没有按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处置方法把事情上报院方就进行了手术，这在流程上就理亏。

但如果承认刘强当时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则会侧面抬高他的证言说服力。

纪尧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心猛然收紧，侧头看向了王涛。

“被告。”

审判长说：“当时刘强是深度醉酒状态吗？”

“照实说。”

王涛低声说。

“他确实是醉酒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