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和责任往往是和拥有的权力相对应的。

政府官员手中无权，责任心也就会大打折扣，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调动出来。

每个官员在政治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智力和精力不是用于治理国家大事，而是用于贪污、内斗、跑官和结党营私。

结果民族的生机窒息了，官吏的品质堕落了。

（三）、对知识分子的毒害。

文字狱摧毁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八股文毒害了知识分子的灵魂。

文字狱就是因文章招来的刑责，但和今天的文章侵权不同，它的特征是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是当权人物神经过敏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就可能惹下杀身之祸。

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ot;诬以谋反&ot;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

知识分子为了不致因文惹祸，只有封闭自己的思想和灵性，违心地写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类的马屁文章，或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从事毫无意义的&ot;考据&ot;和&ot;较订&ot;古籍。

良知未泯灭的人则干脆封笔，听任自己的艺术才华湮没无闻。

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致此出现了断层，文学艺术从此远远地落在西方文明国家后面。

这个罪恶的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统治者继承发扬，成为中华文明最大的污点。

继明王朝之后的清王朝把&ot;文字狱&ot;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先前还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杀作者不殃及无辜，&ot;雍正&ot;&ot;乾隆&ot;朝则把因文获罪的知识分子殊连九族。

如戴名世案全族处斩；吕留良案子孙处斩，妻女发配黑龙江；卢鲁生案除了主犯父子处斩外，受牵连定罪下狱的达一千余人。

即使到了以&ot;三民主义&ot;为立国纲领的民国，也不断有作者因文章与政府不合拍而被关进监狱或绑扑刑场。

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为悼念被政府杀害的五个青年作家而写的。

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已步入了死胡同，不但考试范围限定在&ot;四书&ot;&ot;五经&ot;；还特别颁布了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必须使用&ot;八股文&ot;。

&ot;八股文&ot;是一种文章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

但八股文主要的特征不在形式而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

作&ot;八股文&ot;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而

是代圣人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也没触及，写出来的全是没任何实质意义的&ot;假话、空话和套话&ot;。

这样知识分子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假话空放套话代入八股文格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