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大勇的杰出政治家。

王安石早在十一纪就提出由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在中国发展&ot;资本主义&ot;（这时的欧洲尚停滞在中世纪的黑洞里），在中国推行现代化的改革，比十七世纪西方才开始的资本主义化要早六百多年。

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今天的中国在人类世界的位置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王安石的真知灼见不为当时的无聊政客和平民百姓所理解，他就象一个寂寞的智士仁人一样在朝野找不到支持力量。

要完成这样浩大的的政治工程，改革者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拥有推进改革的无限权力；二是坚定的意志；三是很高的个人声望。

后两个要素王安石都具备，大诗人的气质和政治家的胸襟给了他多彩多姿的个人魅力，但恰恰缺少第一个也是致关重要的要素。

他的政治后台赵顼虽然大力支持他的改革，但支持力度比秦孝公嬴渠梁对公孙鞅的支持力度要小得多。

嬴渠梁敢于把抵制变法的儿子也是帝国继承人施以重惩，赵顼则连把破坏变法的普通官员逐出政府都办不到，只是把他们贬出中央，贬到地方上担任地方政府行政首长。

问题就发生在这上面，因为新法所有的改革，要完全靠地方政府执行。

由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地，他们用种种方法加以破坏，故意迫使农民痛恨新法，以证实新法的罪恶。

如变法开始时，中原地区恰巧发生一连串旱灾（中国人太不幸了，这样的悲剧性巧合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天灾，是上帝对即将走上好运的国家和个人的考验，与新法的实施无关；但反对新法的旧党却认为与新法有关。

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开封安上门官理员郑侠把饥民流亡的情形绘成图画，呈送给赵顼和他的母亲高太后，宣称这就是变法改革的结果，如果不马上停止变法改革，旱灾还要扩大，饥民还要增多。

王安石遇到的阻力比公孙鞅要强大百倍。

公孙鞅的对手只是分散的没有被腐朽没落思想毒害的个人，反对变法多半出自本能，一旦从理论和事实上加以说服疏导容易转换思想，从新法的反对者变为新法的拥护者。

王安石则不同，他的对手是一个用儒家思想武装起来的庞大群体，他们不仅从本能上反对新法，而且有一套系统完备的理论作武器，振振有词地把新法的拥护者污为祸国秧民的&ot;小人&ot;，而把自己誉为忠君爱国的&ot;君子&ot;。

宋王朝的官僚政客尤其喜欢拉帮结党，有着相同利害关系的权力人物结成一个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帮派。

他们评判人物的标准不是是非曲直，而是是否属于本帮本派，帮派之内纵坏也好，帮派之外纵好也坏。

反对新法的官僚集团被称为&ot;旧党&ot;，少数拥护新法的官员因此被称为&ot;新党&ot;，王安石面临的是整个&ot;旧党&ot;群体的合力对抗。

下面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宋王朝的士大夫官员只讲党性不讲原则。

变法开始后，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边界，。

皇帝赵顼命大臣们发表意见，属于旧党的退休宰相韩琦提出著名的&ot;七项奏折&ot;，声称&ot;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以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

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一个目标就是它。

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