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以司马光为领袖的&ot;旧党&ot;士大夫最重要的&ot;政绩&ot;之一。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

赵顼曾问他：&ot;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ot;司马光回答：&ot;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

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

汉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

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要有任何改变。

&ot;众所周知，苏东坡和王安石都名列&ot;唐宋八大家&ot;，二人属同时代人，前期关系一直不错，后期反目为仇则起因于苏东坡对新法的排斥和抵制。

苏东坡是一个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病；但他的灵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贵一些，判断力不受党派的局限，能够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问题。

他后来发现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所以在司马光当权后下令撤消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ot;募役法&ot;时，苏东坡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因此怒不可遏。

因为士大夫的顽固抵制，中世纪这场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半途而废，北宋王朝也随之寿终正寝，站在胜利一方的的士大夫这才发现他们胜利的果实是如此的苦涩--作亡国奴的滋味着实不是好味。

十九世纪末期，除极少数士大夫队伍中的精英人物外，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之流恨入骨髓，极力撺掇哪拉兰儿把那场有望使中国脱颖而出的变法运动扼杀在血泊之中。

中国也自此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混战。

士大夫在乱世是最可怜的群体，他们怀抱的儒书在刀光剑影的战场狗屁不值，别说作上等人发号施令，连混口饭吃都极为困难，甚至成为武夫为显示优越感而实施屠杀的最理想的对象。

可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士大夫自作自受。

戊戌变法前三十年，日本政府也发动了震悍世界的变法运动，即著名的&ot;明治维新&ot;。

这个比中国要落后几个世纪的草昧小国变法成功，一跃而成为亚洲大陆的霸主。

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

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遇到象中国领导人遭遇到的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对抗。

士大夫所受的全部教育是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养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瓜里残存的想象力荡然无存。

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对社会现象从不去作冷静的思考，因此对任何社会变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都狂热地对抗，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

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病情要轻得多，大多数能冷静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能促使个人和家国富强进步的文化。

所以日本变法能够成功，日本能够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