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和儒书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命发迹的本钱，不但不能升官发财，连勉强活下去都很困难。

无论是从民族尊严还是个人出路士大夫都应率先揭杆而起反抗蒙古统治者；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们没有&ot;犯上作乱&ot;，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驯服的奴隶，连妻子女儿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气吞声，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背地里小声发上两句连自己都听不清的牢骚。

蒙古帝国末期，汉民族向蒙古人发动了复仇式的攻击，变民领袖都是平民，不是盐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士大夫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

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相当紧张。

在一个没有胸怀，没有包容性，没有全局观念，互不买帐，好口舌之争，自认为老子最聪明最清醒的群体里，人与人之间要能相处得好才是怪事，结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ot;官本位&ot;价值观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吴敬梓写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儒林外史》，对士大夫阶级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画像。

吴敬梓笔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科举考试死啃儒书，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甚至于连妻子儿女也不闻不问。

只要没有考中举人进士，就是胡子拖到膝盖也抱着儒书伊呀呤哦。

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养家糊口好象与他们无干，不惜让柔弱的妻子去操劳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

由于一门心思应付科举的缘故，他们的人格或多或少有点变态，对亲属的感情极为淡漠，连儿子饿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书。

一朝科考得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如山洪溃堤，以至丑态百出，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闹剧。

如穷秀才范进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接到喜报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跑到大街上大喊&ot;中了！

&ot;&ot;中了！

&ot;象范进这样的儒生在当时的社会远不止他一人。

《儒林外史》虽是一部小说，虚构的情节在所难免，但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真实写照。

士大夫倾毕生精力应付科举考试，终极目的是为了当官，官帽子才是他们全部神经的敏感区域。

为了当官升官，他们可以把儒家学派的全部道德信条抛到一边，干出诸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卖友求荣的勾当。

什么&ot;温、良、恭、谦、让&ot;，什么&ot;礼、义、廉、耻、信&ot;，如果不能有助于升官晋级就去他妈的，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得围绕着官帽子打转。

前些时我无意看到一篇小说，写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公务员为了升官，竟别出心裁地去挖自家的祖坟，得到两件明清时期的仿古花瓶，然后连夜抱着这两个花瓶去行贿爱好古董收藏的上司，说明今天的知识分子血液中仍遗留着传统士大夫的余毒，对国家民族的振兴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

看完这篇小说后，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悲哀：苦难的民族，你身上的包袱竟如此地沉重，可本世纪你得轻装上阵啊！

&ot;官本位&ot;价值观是中华文明最丑陋的部分。

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是士大夫有意培植的结果，因为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读书做官，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没有做官的读书在士大夫眼中只有傻子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