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在进行基督教改革的同时，又继续对清帝国用兵，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天国派出两支大军北划，矛头直指帝国首都北京。

第一军由大将林凤祥率领，由南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十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的震动。

第二军由大将李开芳率领，由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高唐县。

但这两支北划兵团却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很快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

在北划兵团身陷重围的情况下，南京曾派出少量的增援兵团北上解围，但救援来得太迟，不但不能解救北划兵团，自身也掉进了清军精心设置的口袋。

一八五五年，第一军退到河北省阜城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茌平县的冯官屯覆没。

北划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政府，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希望化为泡影。

太平天国在北划的同时，为了减轻首都的压力，又派出大军西征，以控制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的城镇曾被太平军攻克过，但又很快放弃了。

定都南京后，为了确保南京的安全，消除来自上游的威胁，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太平军又重新对中游的城镇用兵。

西征军开始进展顺利，长江两岸的军事重镇安庆、九江和武昌再次落入太平军的手中，前锋进入湖南，岳阳继武昌之后再度被攻克。

在向湖南纵深进军时，太平军遇上了自己的克星--湘军。

湘军是清政府的一位汉人副部长曾国藩组建的。

曾国藩是清帝国统治阶层中最有头脑最有能力也最

有远见的官僚，当洪秀全在金田举义时，他正在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

那时清帝国政府军（八旗兵和绿营兵）腐败至极，不能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咸丰皇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下放军权，授意各地的地主乡绅和汉人地方官组建自己的武装以抗击太平军。

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系统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有强烈的反感。

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他称之为&ot;维护名教&ot;作为政治号召，组织以湖南省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劲敌。

湘军在出征前期，数量只有区区一万七千多人，和几十万身经百战且没有退路的太平军相比力量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有两个因素抵消了这一劣势：一是湘军的各级将领都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官职，空怀济世安民的抱负但苦于没有施展能力的舞台，有头脑有远见又没受腐败政府的污染，渴望在战场上展示自己的能力，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综合素质比太平军的各级将领要高得多，一般都能很好地胜任自己的职位。

二是湘军的统帅曾国藩是清政府内部最杰出的帅才，意志坚韧胸怀宽阔，能够容纳象左崇棠这样公开轻视自己的将才，依其特长分别委以重任，使其在军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优良的品质恰恰是太平军的统帅洪秀全所缺少的，因此曾国藩的素质比洪秀全要高出几个挡次。

两军对垒，最终都归结到人才的较量，湘军的统帅和将领的素质比他们的对手高得多，从而决定了最后的胜利者属于湘军。

湘军和太平军交手后，把太平军沿着来时的路一路往回赶，一直赶到九江并向这座设防坚固的军事重镇发起进攻。

战场的主动权控制在湘军手中，西征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逆境。

在这关键时刻，太平天国最杰出的统帅石达开率领援军奉洪秀全之命赶往前线，湘军则得不到必须的增援。

石达开抓住有利的战机，和湘军水师在鄱阳湖决战，已成了强弩之末且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湘军战败，被迫向江西撤退。

石达开乘胜扩大战果，把武昌至九江沿江两岸的城镇从湘军手中夺过来，并第三次攻克武昌，然后大军进入江西，整个赣北进入掌握，湘军则被压缩在一个狭长的地带，曾国藩也被太平军重重围困于南昌这座孤城，战争的主动权转入太平军手中。

就在湘军败走麦城，曾国藩面临灭顶之灾之际，他的军事对手洪秀全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一把，使湘军从低谷中走了出来，重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定都南京，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酷的折磨和必需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把开邦立国的事业看得过于简单，误认为天下大局以定，可以坐下来享受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