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从太平军手里领教过&ldo;西洋之落地开花炮&rdo;的厉害，确实&ldo;惊心动魄&rdo;，因此，也购买过同样的东西来对付太平军。

于是，战争使他真正懂得了西洋船炮的效用，以前那种凭道听途说而形成的&ldo;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rdo;的理性认识，已经成为阅历之后的切肤感受。

因之，畏惧之心随之而生。

他曾以湖南乡下通俗之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畏惧心理：&ldo;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

&rdo;在曾国藩身上，惶遽怵惕之情超乎个人生死，而又带着啃心噬肺之痛：&ldo;四更成寐，五更复醒。

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rdo;。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优势面前的极大危机感。

历史地考察，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内省和朝廷国粹派士大夫的虚骄的清议高论，曾国藩的&ldo;只怕洋鬼子&rdo;与对洋人&ldo;无以御之&rdo;的毫无掩饰，直截了当的内心表白，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严峻现实在认识上的深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7章曾国藩大智慧6

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所产生的危机意识，既非那种视中国传统礼乐教化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的自卑心理，也非那种视西方文化源于中国说，或者西方无礼乐教化可言、唯我中华独有的狂妄虚骄之论。

它的基本特征，在曾国藩眼里，具有至善至美的儒家礼乐教化的中国人业已受到了在&ldo;技艺、&ldo;机巧&rdo;和&ldo;术数&rdo;方面更为强大、更为先进的域外远人的侵凌和威胁。

进而，他还认识到，洋人的这种侵凌和威胁如果继续深入中国腹地，则有可能危及中华民族现有的生存环境和稳定秩序。

于是，曾国藩在这种危机意识的基础之上，相应地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宗旨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

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但他多次对友人说：&ldo;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rdo;。

他念念不忘&ldo;海国环伺，隐患方长&rdo;。

他反复提醒清廷：&ldo;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rdo;由于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感，是在曾国藩对现实危险的新鲜的警觉和感受中直接产生的，而主要不是从尧舜孔孟的圣人格言中直接引伸出来。

它直接听命于他那保国保种的生存意念的呼唤，所以这种基于生存意念基础上的危机意识和价值尺度，便首次并有力地冲破了原先笼罩在他身上的文化安全感的心理氛围，本能地抗拒和抵制着某些不利于实现避害目标‐‐&ldo;自立&rdo;、&ldo;自强&rdo;的传统观念和价值规范以及思维习惯；并通过这种抵制和抗拒，力求在他自身所形成的新的观念王国中为生存而赢得一席地盘；同时迫使他反躬自省，面对严酷的现实而采取避害措施和挽救危机之方。

然而，经过反复思索，他认为对付洋人如仍沿用&ldo;古方&rdo;，则不能应付变化多端的局势。

他在家书中说，&ldo;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rdo;，才能补救危局。

这种认识也就为在避害反应中相应采取措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契机。

曾国藩的避害反应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对西方文化中&ldo;技艺&rdo;和&ldo;术数&rdo;的功用的积极肯定之上，因为，在曾氏看来，洋人的技艺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杀伤力。

所以，从避害角度来说，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则是完全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事情了。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时，他在奏折中除提醒清廷不要因款议之立而盲目乐观，而应采取实力防备之外，还提出了&ldo;将来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rdo;的主张。

总之，这种以危机意识为基础而产生出来的避害价值尺度，使得曾国藩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和传统思维习惯的某些藩篱，做出比一般守旧士大夫更为现实、更为冷静的也更符合自卫之道的反应‐‐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事业，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之下雄心勃勃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