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学，于诗古文辞，极有研究，其文气魄亦大，远胜其诗，因为他究竟不是诗人，所以在这方面说不到什么成就，文就不同了。

黎庶昌评其文&ldo;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远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

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

&rdo;未免恭维太过。

要之，其文博大闳肆，能自成一派，则为不掩之事实。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没有专篇谈曾国藩的文学成就，只说&ldo;王士祯之后诗有翁方纲；犹桐城之后，文有曾湘乡乎？&rdo;他对曾国藩似乎不想列入作家之要，而把他挤入理学名臣之内，亦颇有趣。

所谓&ldo;桐城之后，有曾湘乡&rdo;，这一论断，也很中肯。

曾国藩的&ldo;欧阳生文集序&rdo;，于桐城派推崇备至，于是有些人就称他为桐城派。

其实曾国藩也不尽学桐城。

他私淑方苞、姚鼐，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启之。

学诗学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风格特色。

曾国藩把古文标举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而在《十八家诗钞》中，前三属相同，惟将&ldo;趣味&rdo;改为&ldo;工律&rdo;。

这四属便是对各篇诗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

曾国藩还纵论千古诗文，占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风格特色。

句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愈）之越，马（司马迁）之咽，庄之跌，陶（渊明）之洁，杜（甫）之拙。

领会各家的基本风格，是学诗学文的一条捷径。

但各家风格是复杂有变的，曾国藩对一些诗家和古文家的风格评述，只是说到了他们的一个方面，不可一概论定。

正如鲁迅所说：&ldo;悠然见南山&rdo;的陶渊明，也有&ldo;金刚怒目&rdo;的时候。

风格之外，曾国藩还指导儿子注重诗的貌与神。

他说：&ldo;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

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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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认其魂&rdo;、&ldo;观其神&rdo;，是学文、学诗、学字的不二法门。

如果连其貌也不认识，那是尚未步入殿堂的大门；但如果认为辨认其貌，便已&ldo;到手&rdo;了，那是太浅陋的结果。

学文、学诗、学字，不贵形似，而贵神似。

故曾国藩拟于诗的四属之外，&ldo;别增一种&lso;机神&rso;之属&rdo;。

他解释道：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

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

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

余曾叹为知言。

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笙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解之间。

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籍］之类，或故作神语，以乱其辞。

唐人如［李］太白之豪，［杜］少陵之雄，龙标［王昌龄］之逸，昌谷［李贺］之奇，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