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教授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学生。

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有坏，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数，然而也不至于挨饿。

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学生。

处境相同，容易引起类似同病相怜的感情;爱好相同，又容易同声相求。

因此，我就有了几个都是爱好文学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其中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等。

虽然我们所在的系不同，但却常常会面，有时在工字厅大厅中，有时在大礼堂里，有时又在荷花池旁&ldo;水木清华&rdo;的匾下。

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二十岁左右，阅世未深，尚无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我们经常高谈阔论，臧否天下人物，特别是古今文学家，直抒胸臆，全无顾忌。

幼稚恐怕是难免的，但是没有一点框框，却也有可爱之处。

我们好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任性纵情，毫不矫饰。

我们谈论《红楼梦》，我们谈论《水浒》，我们谈论《儒林外史》，每个人都努力发一些怪论，&ldo;语不惊人死不休&rdo;。

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荡。

但事过之后，谁也不再介意。

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什么诗歌之类，拿给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一点也不脸红。

现在想来，好像是别人干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封建思想弥漫，论资排辈好像是天经地义。

一个青年要想出头，那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没有奥援，不走门子，除了极个别的奇才异能之士外，谁也别想往上爬。

那些少数出身于名门贵阀的子弟，他们丝毫也不担心，毕业后爷老子有的是钱，可以送他出洋镀金，回国后优缺美差在等待着他们。

而绝大多数的青年经常为所谓&ldo;饭碗问题&rdo;担忧，我们也曾为&ldo;毕业即失业&rdo;这一句话吓得发抖。

我们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

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

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

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认识西谛先生的。

最初我当然对他并不完全了解。

但是同他一接触，我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

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架子。

他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

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他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

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说了出来，既不装腔作势，也不以势吓人。

他从来不想教训人，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

当时流行在社会上的那种帮派习气，在他身上也找不到。

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一视同仁。

因此，我们在背后就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