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在这里提一下。

我在上海时曾告诉郑先生，我已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

他听了以后，喜形于色，他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

他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溢于言表。

1948年，他在他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ldo;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

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在这个&lso;专号&rso;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lso;专题&rso;。

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

&rdo;西谛先生对后学的鼓励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解放后不久，西谛先生就从上海绕道香港到了北京。

我们都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又在这文化古都见了面，分外高兴。

又过了不久，他同我都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后派出去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到印度和缅甸去访问。

在国内筹备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在国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个月。

我认识西谛先生已经几十年了，这一次是我们相聚最长的一次，我认识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优点也表露得更明显了。

我更觉得他像一个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怀坦荡，耿直率真。

他喜欢同人辩论，有时也说一些歪理。

但他自己却一本正经，他同别人抬杠而不知是抬杠。

我们都开玩笑说，就抬杠而言，他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应该选他为&ldo;抬杠协会主席&rdo;，简称之为&ldo;杠协主席&rdo;。

出国前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他糖尿病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ldo;+&rdo;号。

别人替他担忧，他自己却丝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如故。

他那豁达大度的性格，在这里也表现得非常鲜明。

回国以后，我经常有机会同他接触。

他担负的行政职务更重了。

有一段时间，他在北海团城里办公，我有时候去看他，那参天的白皮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时候他对书的爱好似乎一点也没有减少。

有一次他让我到他家去吃饭。

他像从前一样，满屋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说、戏剧、明清木刻，满床盈案，累架充栋。

一谈到这些书，他自然就眉飞色舞。

我心里暗暗地感到庆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谛先生能够这样活下去，多活上许多年，多给人民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正当他充满了青春活力，意气风发，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时候，好像一声晴天霹雳，西谛先生不幸过早地离开我们了。

他逝世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

我时常自己描绘，让幻想驰骋。

我知道，这样幻想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自己无论如何也排除不掉。

过了几年就爆发了&ldo;文化大革命&rdo;，我同许多人一样被卷了进去。

在以后的将近十年中，我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天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想到西谛先生的时候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