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

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

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ldo;博士父亲&rdo;。

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

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某一个教授做博士论文。

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

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

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对我来讲，我好像是没有经过那样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第四学期念完，教授就主动问我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

我听了当然是受宠若惊，立刻表示愿意。

他说，他早就有一个题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问我接受不接受。

我那时候对梵文所知极少，根本没有选择题目的能力，便满口答应。

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

佛典《大事》是用所谓&ldo;混合梵文&rdo;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语，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

这种语言对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语言发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

我一生对这种语言感兴趣，其基础就是当时打下的。

题目定下来以后，我一方面继续参加教授的习弥那尔，听英文系和斯拉夫语文系的课，另一方面就开始读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争分夺秒，&ldo;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rdo;。

我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还要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忙得不可开交。

此时国际环境和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

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不但黄油和肉几乎绝迹，面包和土豆也仅够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黄油和面包都掺了假，吃下肚去，咕咕直叫。

德国人是非常讲究礼貌的。

但在当时，在电影院里，屁声相应，习以为常。

天上还有英美的飞机，天天飞越哥廷根上空。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炸弹落下，心里终日危惧不安。

在自己的祖国，日本军国主义者奸淫掳掠，杀人如麻。

&ldo;烽火连三年，家书抵亿金。

&rdo;我是根本收不到家书的。

家里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

我在这种内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