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冯至先生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经成了历史。

他长我六岁，我们不可能是同学，因此在国内没有见过面。

当我到德国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里，因此在国外也没有能见面。

但是，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读过他的抒情诗，对那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我无限向往，无比喜爱。

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我始终认为这是至理名言。

因此，对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我真是心仪已久了。

但是，一直到1946年，我们才见了面。

这时，我从德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冯先生在西语系，两系的办公室紧挨着，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在这期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北大的北楼，而是中德学会所在地，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

这里房屋建筑，古色古香。

虽无曲径通幽之趣，但回廊重门也自有奇趣。

院子很深，&ldo;庭院深深深几许&rdo;，把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寺，一走进来，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

冯至先生同我，还有一些别的人，在这里开过许多次会。

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人，比如毕华德、张星烺、袁同礼、向达等等，现在都已作古。

但是，对这一段时间的回忆，却永远不会消逝。

很快就到了1948年冬天，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

北大一些教授，其中也有冯先生，在沙滩孑民堂里庆祝校庆，城外炮声隆隆，大家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助庆的鞭炮。

可见大家并没有身处危城中的恐慌感，反而有所期望，有所寄托。

校长胡适乘飞机仓皇逃走，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

其余的都留下了，等待解放军进城。

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我常常想，也常常说，对中国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大节亏与不亏的考验。

在这一点上说，冯至先生是大节不亏的。

但是，我想做一点补充或者修正。

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

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

只要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呆在哪里，都无亏大节。

爱国无分先后，革命不计迟早。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