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要么仕，要么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ldo;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do;[1]，这是传统文化对于士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传统的士，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水准。

士人要实现这种要求，其途径则是入仕，故入仕对于士人而言，是一种社会担当的责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ldo;学而优则仕&rdo;[2]，对于士人来说是自然的选择。

在另一方面，&ldo;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rdo;[3]，对于士人的入仕，虽然我们可以做出种种崇高的解释，而在本质上只是士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换而言之，是士人生存的一种方式。

与仕相对，隐是士人生活的另一种方式，&ldo;&lso;隐&rso;是隐蔽的意思，士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rdo;[4]，作为一个名称，隐是与仕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传统中那些不出仕的或者曾经出仕而后又退出仕途的士人。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代伊尹曾隐于市肆，周代姜尚曾隐于山野。

&ldo;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身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rdo;[5]，这段话对于隐士之&ldo;隐&rdo;作了很好的诠释，在庄子看来，所谓的隐实际上只是士人在特殊社会状况下的一种生存之道，仕与隐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都只是士人为适应其生存需要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

仕或者隐，出或者处，这是传统士人生存所面对的问题。

儒学以纲常伦理作为基本旨趣，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理论，强调的是个体对社会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在现实中实践个体道德理想。

对于士人而言，唯有积极入世，才能够实现其社会抱负，入仕在儒家看来是士人的必然选择，&ldo;不仕无义&rdo;[6]。

不可否认，这种积极用世的精神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人的能力，从而为社会创造出价值，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但是，这种用世无疑是有条件的，它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现实状况，换而言之是社会是否为士人提供发挥其能力的空间，就儒家的判断而言，就是社会是&ldo;有道&rdo;的，还是&ldo;无道&rdo;的。

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士人救世努力是否能够得以展开，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有救世之志而最终无所得以施展的士人，这对于士人的救世之志无疑是一种限制和打击。

再者，由于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士人要发挥其救世、济世的社会作用，唯一的途径就是入仕，但就现实而言，仕途并非每一个士人都能实现的。

在这个时候，士人应该怎么办？儒家&ldo;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rdo;[7]的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决方案，但这种在本质上仍然是强调道德担当的生存模式并不能最终解决士人的出处问题。

这时候，道家自由逍遥的隐逸思想吸引了士人，成为了士人生活的另一维。

与儒家汲汲于道德教化不同，道家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独立和自由，&ldo;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rdo;[8]。

人生活于世间必然会遇到种种磕绊，种种不如意，有很多现实的事情是个体的努力所无法改变的，&ldo;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rdo;[9]，相比于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利益，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更是人所向往的，人应当&ldo;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rdo;[10]。

因此，在道家看来，精神上的追求是最高的，人要&ldo;法天贵真&rdo;[11]，回归自然的、本真的状态才是生活最高的境界。

如果说在《庄子》的解释里，还不能解决士人的道德归属问题的话，至郭象的《庄子注》强调&ldo;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而其心无异于山林之间&rdo;[12]，这样仕与隐两途被最终融为一体。

道家的这种观念，对于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深远，因为它为士人的不入仕找到了崇高的理由‐‐回归自然，追求精神自由，使得士人在现实世界的努力遭到种种挫折之后，可以很坦然地选择归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