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自序写得何等好啊!读后一则对明诚之为人会有进一步了解，再则更可以理解清照为什么对明诚那么深情和爱重!当然，从这篇序文中隐约可见清照的&ldo;笔削&rdo;痕迹，亦可见其夫妻的共同志趣和文风的潇洒幽默。

是序所征引的《论语&iddot;阳货》关于博弃的见解，后来清照所写的《打马赋》中复加隐括，由此可见其志趣之相投和见解之深刻!

二、刘跂《〈金石录〉后序》：东武赵明诚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效欧阳公《集古》所论，以考书传诸家同异，订其得失，著《金石录》三十卷，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

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

近世用墨板模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

然则誊写模印，其为利害之数略等。

又前世载笔之士，所闻所见，与其所传，不能无同异，亦或意有轩轾，情流事迁，则遁离失实，后学欲窥其罅，搜抉证验，用力多，见功寡，此雠校之士，抱椠杯铅，所以汲汲也。

昔人欲刊定经典及医方，或谓经典同异，未有所伤，非若医方能致寿夭，陶弘景亟称之，以为知言。

彼哉卑陋，一至于此。

或讥邢邵不善雠书，邵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

且别本是正，犹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讹有如此者。

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郑重，以遗来世，惟恐不远，固非所以为夸。

而好古之士，忘寝废食而求，常恨不广，亦岂专以为玩哉?余登太山，观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积之，诸书浩博，其失胡可胜言!而信书之人，守其所见，知其违戾，犹勿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误，其殆来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之所述，其言不雅驯，则望而知之，直差失耳。

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去取，雅有思致，具书诚有补于学者。

亟索余文为序，窃获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书。

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间刘跂序。

是序文风、文笔皆佳。

对所序之书《金石录》的评价中肯可信，所云&ldo;其言厅斤&rdo;，即谓其精细明白，询为褒美得体之语。

从内容看，是序与前引明诚自序衔接甚密。

刘以其所观泰山碑刻，又亲自与史迁之书对照的事实进一步阐发了&ldo;身与事接&rdo;的金石碑刻比史书确凿可靠的观点。

看来刘不愧为赵的知音。

俗云千金易得，知音难觅，刘、赵何以深知如此?原来刘跂是元祐辅臣刘挚之子。

刘挚即前文所引《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所云：&ldo;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挚援引也。

&rdo;由此可见，刘、赵两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交和通家之谊，更是经过北宋末年新旧党争洗礼的真朋友。

想来，被王安石擢用的刘挚，最初当因赵挺之希行新法而予援引。

不久刘有所变化，遂因其废弃新法而被罢，直至被哲宗远贬新州而卒。

赵挺之变法的立场既没有什么大的摇摆，也没有因自己始终信奉新法而对废弃新法的刘挚落井下石。

刘跂与明诚之间的情谊，可否作为挺之的这种良好品格的见证?当然，晚辈的关系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其前人的奸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