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绪也是不断变化的。

1972年1月12日，他曾非常愉快地对我说，&ldo;我们大概还可以活很长的时间。

&rdo;2月底，他说，&ldo;我认为我还可以活十年。

&rdo;有时，他在谈笑间提及自己受到的&ldo;微小打击&rdo;。

他已经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了。

1972年

普勒文关于改革监禁制度的诺言没有兑现，萨特决定在司法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1972年1月18日，他和米歇尔&iddot;维恩到&ldo;欧洲大陆&rdo;旅馆同&ldo;红色援助&rdo;成员和他们的一些朋友‐‐德勒泽&iddot;富柯和克洛德&iddot;莫里亚克‐‐会面。

卢森堡广播电台和欧洲一台出席了招待会。

代表团出发到旺多姆广场，他们来到司法部。

富柯发表演说并宣读了梅隆的犯送来的报告。

人们高呼&ldo;普勒文辞职，普勒文进黑牢，普勒文杀人犯&rdo;的口号。

共和保安队驱散了这个集会。

他们逮捕了一个新闻记者若贝尔，当一个外来移民惨遭棍棒毒打时他想进行干涉，结果自己受到残酷的毒打住进了医院1。

萨特和富柯交涉释放若贝尔。

接着，未威者从司法部去解放通讯社;那儿大约有三十名没去旺多姆广场的左翼分子和新闻记者，他们中间有阿兰&iddot;盖斯玛，他刚刚从监狱出来。

萨特坐在靠近让-皮埃尔&iddot;法耶的一张桌子帝。

他用嘲笑的口气讲述着所发生的事情。

他说：&ldo;共和保安队并不特别残忍，但他们也不特别斯文;他们的本性如此。

&rdo;萨特讲完后就散了会，他回到了家里。

孔达和阿斯特律克要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这是萨特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

《现代》的同事2坐在他的周围，他在回答同事们的问题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一生。

拍摄现场主要是在他的住处，偶尔也到我那儿。

当然，看到他总是和这几个人交谈，可能会显得有点单调;但正是由于他习惯了同他们对话，才可以使他自由自在地充分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这是他的最好的时期‐‐充满活力和欢乐，为了不伤害芒西夫人的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他没有写《词语》的续集。

在电影中他谈到母亲的再婚使他在内心与之断绝，他同继父的关系，他在拉罗舍尔的生活，在那儿，同学视他为巴黎人而多少有点冷淡他，他学会了孤独和暴力。

十一岁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十五岁左右，他想到应该有永恒的来世来代替现世的不朽。

然后，他称为&ldo;写作神经病&rdo;的东西抓住了他;在读书的影响下，他开始梦想声誉，并且有过死的幻觉。

接着，他在电影中描述了他同尼赞的友谊和他们之间的竞争，同时他开始阅读普鲁斯特和瓦莱里的作品。

快满十八时，他在一个笔记中按照字母顺序写下了他的种种思想（这个笔记本是他在地铁捡到的，是米迪厂的产品）。

其中主要的内容是一切有关自由的想法。

然后他简洁地讲述了他在巴黎高师度过的愉快时光，他谈到他和他的册友们的青年时代是那么温良、困惑而又保守、虔诚。

他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一本书而步入哲学领域，从那以后，哲学对他一直具有根本的意义，&ldo;我所做的全部就是哲学。

&rdo;

他谈到在柏林的日子和胡塞尔对他的影响;谈到他的教师职业，他对于进入成年期的厌恶感，以及由于这厌恶感和他为探索人的想象而给自己注射墨斯卡所引起的神经官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