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

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

。

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cháo”

呀，“谋做校长”

呀，“打落门牙”

（17）呀这些话。

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18）它的效力就可想。

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

但这种“流言”

，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

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

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

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

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19）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

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

去年，我曾向df（20）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

。

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

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

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

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

，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糙，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ju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ju，俗名“满天星”

的就是。

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

有一种所谓“文士”

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

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she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

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

古人常说“鬼蜮技俩”

，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

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

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

，谁也知道他“不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