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

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ldo;中国学界&rdo;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

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ldo;围剿&rdo;。

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

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ldo;围剿&rdo;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ldo;保密&rdo;。

&ldo;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

&rdo;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ldo;李济考古学奖学金&rdo;。

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但经&ldo;请示&rdo;后，此事却不了了之。

李光谟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

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ldo;那是1981、1982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rdo;

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

&ldo;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rdo;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ldo;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

&rdo;其实岂止&ldo;害怕&rdo;，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