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

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总编辑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辞拒绝。

戴笠派人送的重礼，甚至被扔出了家门。

王芸生曾说过：&ldo;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

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rdo;

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批评。

1945年11月，他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据王芝琛介绍，在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之前，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

当时他说：&ldo;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rdo;

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ldo;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

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

&rdo;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2）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

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

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张季鸾：&ldo;民国故报人&rdo;（1）

张季鸾（1888－1941）陕西榆林人，新记《大公报》创办者之一、首任总编辑，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

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ldo;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rdo;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1941年，日军对陪都重庆发动大规模轰炸。

社评发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张季鸾，与他谈起敌机轰炸的事。

王芸生叹气道：&ldo;最近重庆很沉闷，我们何以报国人啊？&rdo;张季鸾说：&ldo;芸生，你只管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应该想个说法打击敌人。

&rdo;王芸生回问：&ldo;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