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他起身去找手机，翻开通讯录，点进韩思农的名字，迟疑了一会儿。

他握着手机，什么都没干，一握就是半个小时。

屏幕的光熄灭，就被他点亮，反反复复，摁得大拇指发酸。

韩思农迟早要离开香港，不是已经向他厉永奎打过预防针了吗？

可当事实摆在眼前，他还是会缓不过劲儿来。

翌日，他向律所请假，然后直接杀到韩思农的住处。

敲了半天门，一直没人来应门。

对面邻居探头出来，骂骂咧咧，警告他，再这么敲下去，要叫警察了。

厉永奎没有精力争论，只是沮丧无比。

韩思农走得不声不响，就像他曾经那般果断：扼掉大学时代，没有余地。

韩思农只不过再复制了一遍相似的结局。

他感到不安，下意识摸了摸手腕，蓦地一惊：手腕居然是空的，劳力士不翼而飞。

他冲进电梯，狂摁下行键，额头直冒冷汗。

冷静，冷静。

他暗示自己，肯定是放在家里，忘记戴了。

胆战心惊地回到家，厉永奎开始翻箱倒柜。

他一边找一边竭力回忆，自己究竟把表放哪儿了。

他一直都小心翼翼，注意佩戴。

洗手、洗澡、睡觉时均会摘下，就是害怕沾水潮湿，或睡沉了不小心压到表身，从而导致机械表损坏。

遵循这戴取原则，他又仔细找了遍卫生间、洗手台、床铺，结果一无所获。

厉永奎想不通，自己向来谨小慎微，怎么会无端弄丢了视若「生命」的表呢？

他甚至记忆全无，究竟是哪个时刻，取下过劳力士，不太在意地搁在了某处。

怎么办？厉永奎绝望地想，他现在该怎么办？

他的「命」就这样消失了一截。

自1999年12月20号又一周后，厉永奎无端增加了另一个「最不幸的一天」。

总得要怪些什么吧。

那就怪罪魁祸首，韩思农吧。

所有的错都要怪韩思农。

只要这样想，或许就能好受些。

韩思农擅自引火，却不来熄灭。

如果，如果不是他突然要离开……自己就不会犯这么多错。

厉永奎靠着床脚，缓缓下滑，全身散架似地瘫到地板上——把错误推卸给韩思农，并不可取，也并没有让他更好受。

韩思农带走了一切，最后连个念想都吝啬留下。

99年的最后一天，厉永奎跟着同事们去尖沙咀跨年。

走到维港附近时，厉永奎面露难色，不想再往前靠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