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可笑，《秋ju打官司》本身就是张艺谋用最写实的手法撒的一个弥天大谎。

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从古至今。

法等于刑。

没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转变，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

作为法学专家，回避实质性问题，在枝节问题上搔痒，简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结果干什么都砸，最后逼到了码字上。

干别的饭碗都成问题，但码字居然有了饭碗，还混了个脸熟。

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摔的是体制内的饭碗，要进入这个体制，要饭吃，而且混出点儿体面来，比如在单位，要是不奉承，那职称、房子就没你的，这些压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侠：有人讲过一个笑话。

工厂里提工资，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

他每天来上班，不上车床，在车间的众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谁问他什么，他也不说话。

车间主任见了，心里怕了，知道这人急了，怕出点什么事，就想办法补了个名额，给他提了。

这跟那些大学教授的钻营、撕破脸皮、急了满校园贴小字报、对骂，没什么区别。

老北大老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就变得农民了，而且是狡黠的农民。

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城，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王朔：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

老侠：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

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的危害那么大。

因为知识人宣称社会良知。

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机，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讲，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了捞半根稻糙。

你之所以受到正统派与学术界的双重围剿，就一个原因，你诚实。

诚实这种东西，很坚固，很有力，一句大实话足以让几千年的他历史观原型。

比如鲁迅，从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读出两个字：吃人。

王朔：在咱这儿，做人的诚实、知识的诚实、钱的诚实，从上到下都没有。

就是大家在一起骗来骗去，你给我抛个媚眼，我给你送个秋波，我给你挖个陷讲，你给我下个绊子。

老侠：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他长篇大论，说来说去，就是不进入主题，费了那么多口舌，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

与这些人对话也好、聊天也罢，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没力量，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

人的不诚实，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是福柯所说的身体政治学。

他们自称是灵魂工程师。

启蒙者，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体的牢房，社会的陷阱。

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赶着本土化、民族主义的cháo头，硬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

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

这个说辞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称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中国弟子，卖完了洋老师，就卖祖宗。

这种撒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撒谎毫无区别。

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盛洪撒谎既赚钱又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