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好多更年轻的小孩儿写的东西吧，其实感觉都特别好。

可是，好像在他们那儿现在也是一种时尚，提一些洋人，提一些外国作家呀什么的。

他们好像很乐意承认这些洋人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创作灵感，他们的写作经验，他们的所有东西都是从洋人那儿来的。

没有翻译体的博尔赫斯这样的作家，就没有他们身上的整个调子。

这个我确实没办法判断。

不过，这个……这个翻译体它显然催生了很多中国作家，假如要没有外国作家的这些翻译作品，他们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写作了。

就是通过这些翻译的东西，他们学习了一些方法，当然有人后来慢慢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

老侠：当代文学较早的翻译体作品就是王蒙意识流呀，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准嬉皮文学啦，高行健的戏剧呀，更早的就是《今天》文学。

刘索拉与徐星的那种模仿，是从情绪到文字的全面模仿。

王蒙呢？只是模仿翻译体的意识流语言，作品的内在观念完全是传统的。

高行健的模仿近于抄袭，他的《车站》在结构上照搬《等待戈多》，只是他加了个中国式的光明的尾巴。

贝格特的等待是绝望，彻底的绝望，永远等不来戈多，而人们只能无奈地等下去，等得无聊，等到老，等到死。

高行健的等待最后是不再等了，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摆脱那些继续傻等的人，孤独地走了，去寻找希望，而不是毫无作为地等下去。

你看，这类当时的先锋实验剧，从西方的荒诞剧汲取灵感，居然最后还是那种文学观念，光明的尾巴。

王朔：不光是我中毒呀，连艺术先锋们都可以引以为同道和知己。

老侠：王蒙的意识流是瞎扯淡，汉语的时态就写不了意识流小说。

这么简单的语言时态，怎么能模拟出人的意识的流动。

语言是思维方式。

西方人的复杂的时间观念使他们的语言的时态极为丰富。

咱中国人似乎从没有时间概念，王朝的循环与时间的静止相一致，也与语言中时态的贫乏粗糙相一致。

中国每个帝王一登基就要改元，就要割断时间重头开始，就是这么一代代循环下来，时间像一个封闭的圆周，每个帝王都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圆内。

李阳特运儿，还用东方意识流命名王蒙，似乎这种东西是咱东方作家的创造，是西方作家的语言实践与咱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实际上，王蒙的意识流完全失败，就他自己的作品而言，那批意识流作品肯定是最糟的。

王朔：你没看现在的年轻人的东西，全是翻译文体的痕迹。

我觉得什么文体都不重要，翻译体也是咱的国粹，是咱自己创造的。

我就觉得作家自己在语言上的创造胜最重要了，有了创造性，也能弄出好的翻译文体。

用汉语写作，主要就看作家的汉语感觉了，即使是翻译，语言的出彩与否，与原文无关。

老侠：比较有点几个人东西的是马原、余华等八十年代后期的翻译体作品。

就说余华吧，他刚出来时我还读过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像他的《现象一种》、《河边的错误》，都写的是死，他的语言有其他人作品中很少有的那种克制与平静，无动于衷地描写死亡，有节制地面对残忍，虽然也有点儿做作，但读起来还有点滋味。

我想他的这种语言感觉是从卡夫卡的那种冷静来的，还是从博尔赫斯的那种难学术化的语言平静中来的，大概两者兼而有之。

卡夫卡是我读过的神经最坚韧的作家，他对残酷的东西的那种无动于衷，冷彻骨头。

博尔赫斯夫生就是书堆中的作家，也只有他当了图书馆馆长从大量的文献中汲取创作的灵感。

他的内心及他在书中的漫游，本身就是一种迷宫似的生存方式。

特别在他瞎了以后。